在1985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一个微妙的高潮。黎笋，这位越南革命的坚定领导人，在面对持续的边境冲突和国内的经济困境时，开始寻求外部的解决方案。
他突然转变策略，不再坚持单边主义，而是选择了寻求国际调解，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来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出人意料的是，黎笋选择了印度作为调解者，邀请时任印度总理进行斡旋。面对这一外交举措，邓小平将如何回应这一跨国调解尝试？
中越边境冲突的起因
1978年的东南亚，地缘政治的板块因越南的行动而动荡。当时的越南政府，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不仅对柬埔寨发起了军事进攻，还加紧了对老挝的政治和军事控制。这一系列动作表明越南试图在这一地区构建一个由自己主导的政治联盟——“印支联邦”。
越南的这一野心不仅试图改写柬埔寨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老挝的内部治理，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极大关注。
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越南传达不满和警告，要求其尊重国家主权和地区的政治稳定，停止其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干预行为。然而，越南政府对此似乎充耳不闻，不仅没有收敛其侵略行为，反而在边境问题上进一步挑战中国的底线。
越南军队的行动越来越嚣张。他们不时越过中柬边界，侵入中国领土。在这些军事侵犯中，越南军队不仅非法占领了中国领土上的一些要地，还对中国的边防部队构成了直接威胁。
更有甚者，越南军队在边境线上的冲突中，射杀了中国的边防人员，这种行为极大地激化了两国的紧张关系。这些事件反复发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越南政府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来改变边界现状。
面对越南的这一系列挑衅，中国的回应逐渐从外交警告转向了军事备战。在中国政府看来，必须采取更为明确和坚决的措施，以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
中国政府和军方开始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提高边防力量的战斗准备，确保能够迅速应对可能的越南军事侵犯。
解放军的自卫反击行动
1979年2月17日，面对越南持续的挑衅和侵犯行为，中国中央军委作出了决定性的指示，命令解放军进行有限度的自卫反击行动。行动迅速展开。中国解放军按照既定的计划，分三路向越南境内推进。
这三路大军分别由东线、中线和西线组成，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东线军主要负责沿海区域的进攻，以快速切断越南与其主要盟友苏联的海上补给线；
中线军则直取越南的重要军事和政治中心，包括首都河内；西线军则通过山区，进行迂回包抄，切断越南北部与南部的联系，形成合围之势。
在这次行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对越南高平市的攻略。高平市位于越南北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越南北部的交通枢纽，对控制整个北部地区具有战略意义。解放军的战略是迅速包围并占领高平市，以此作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入越南内部。
解放军的进攻行动十分迅速和精准。从2月17日行动开始，到2月24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解放军的部队就成功包围了高平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示了极高的战斗力和卓越的指挥能力。他们利用地形和夜间行动的优势，快速推进，减少了敌人的反应时间。
越军主力346师被迅速包围。该师在高平市的防御被解放军一举突破。解放军在包围高平的行动中使用了大量的炮火支持和机动战术，有效地削弱了越军的抵抗能力。
在激烈的战斗中，越军346师承受了巨大压力，最终未能抵抗解放军的攻势，导致高平市的防线被完全突破。
中国宣布撤军并继续保护边境
到了1979年3月5日，随着中国解放军在越南北部的主要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自卫反击战的目的已经达成。此次宣告不仅标志着短期军事行动的结束，也预示着中国军队将开始有序撤回其在越南的部队。
撤军过程中，中国军队按照既定计划，分批次撤离，以确保撤退过程的有序和安全。这一行动需要精确的协调和执行，以避免在撤离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然而，尽管中国展示了明显的和平意愿，越南方面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克制。
越南利用中国部队撤退的机会，开始在中越边界线上采取一系列挑衅行动。他们不仅对多个边界据点进行了侵占，还在这些区域内大量修建防御设施。这些行动明显是在试图改变边界的现状，加强对边界线的实际控制。
面对越南的这一系列挑衅行为，中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边境安全策略。为了维护国家边境的安全和稳定，解放军在中央军委的直接命令下，开始筹划和实施一系列的拔点作战行动。
这些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都极具针对性和战术性，旨在对越南边界上的非法据点进行精确打击，以恢复边界线的原有状态。
越南的内部困境及国际反应
在中越边界冲突持续期间，越南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逐渐恶化。冲突直接影响了越南的物资供应和基础设施，许多地区经历了物资短缺和生产力下降。此外，随着战争的持续，很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导致生产活动大幅减少，工业和农业生产均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在宣布撤军的同时，也决定收回之前向越南提供的大量援助物资。这些物资包括了军事装备和民用物资，如食品、药品和其他日常必需品。这一行动使得越南已经紧张的物资状况雪上加霜，许多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
食品和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导致了物价的飙升，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而收入却未见增长。面对日益困难的国内状况，越南政府试图寻找国际支持和解决方案，避免内部的进一步动荡。
在这一背景下，越南曾试图通过第三国介入来寻求解决中越边界问题的途径。其中，越南尝试拉拢印度作为调解者介入中越边界冲突，越南领导人黎笋在会谈中向拉吉夫·甘地委婉提出希望印度能够出面，作为调停人来帮助解决中越之间的边境冲突。
这一请求是在一次正式的双边会谈中提出的。会谈中，黎笋和甘地就多个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谈到中越边界问题时，黎笋表达了对当前冲突状态的关注，并表明越南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他指出，印度在国际上持中立态度，有能力和影响力作为一个调停者来帮助缓解紧张局势。甘地对此表示了关注，并承诺将考虑越南的请求。他表示，印度一贯支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愿意在尊重双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帮助。
但甘地也强调，任何调停工作都需要中越双方的共同合作和诚意。消息传回北京后，邓小平对此消息进行了审慎的考虑。在内部讨论后，他指示外交部采取不主动回应的策略。
他的指示很明确：“对印度方面不予回应，越南想停战，让他们自己来说，至少要拿出诚意来。”任何有关边界冲突的谈判都必须直接与越南政府进行，并且越南需要表现出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意愿。
在得知中国对印度提出的调停提议没有明确反应后，黎笋的政府感到了一定的外交压力。越南原本希望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来改变边境冲突的僵局，但中国的态度使得这一计划变得复杂。
在随后的几周内，虽然越南政府内部还在讨论是否继续推动印度作为调停者的计划，但最终，这一提议并未再次被提上日程。
地区局势的转变与影响
1986年是东南亚地区历史上一个转折点，特别是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开始改变其对外政策方向，特别是在处理国际冲突和介入其他国家内政的策略上。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政策，强调更多的是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非军事介入。苏联的这一政策转变尤其体现在其对柬埔寨事务的处理上。多年来，苏联一直是越南在柬埔寨军事介入中的主要支持者，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然而，苏联在1986年明确表示将不再介入柬埔寨事务，这一声明无疑给越南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越南失去了在柬埔寨维持其影响力的重要后盾，这迫使越南必须重新评估其在柬埔寨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战略。
此外，这一年还发生了越南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动。越南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黎笋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去世标志着越南政治舞台上一个时代的结束。黎笋长期以来是越南共产党内部权力的中心人物，他的去世使得越南政治局势进入了新的不确定性阶段。
在这个关键时刻，阮文灵的上台成为越共总书记，开启了越南政治的新篇章。阮文灵被认为是越共内部的亲华派人物，他的领导风格和对外政策与前任有所不同。阮文灵上台后，越南开始寻求调整和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他认为，在地缘政治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维护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于越南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阮文灵的政策转变对中越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他的推动下，中越两国开始通过对话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和其他双边争议。
这种改进的关系为两国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