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1640年-1715年)是山东淄川人,他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名垂青史。蒲松龄的诗歌写得也很好,尤其是写过不少关于重阳节的诗,并且反映了时代风貌及个人际遇。

重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古人极为重视这个节日。蒲松龄尽管生活过得不如意,但每到重阳节常常用诗歌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怀,在《聊斋诗集》中,就存有他的重阳七言古诗二首、七言绝句五首、七言律诗六首。

蒲松龄一生十分坎坷,他两次参加乡试都未中,致使他一生与仕途无缘。为了谋生,康熙九年八月,同乡朋友、江苏宝应知县孙蕙聘请他,做宝应县衙的幕僚,到第二年秋,蒲松龄辞职返回家乡山东淄川。接下来,蒲松龄就开始了他五十余年的私塾教书生涯,在教书之余,蒲松龄不仅写了不朽巨著《聊斋志异》,更是用诗作来记录和讴歌生活,所以才留下了这些宝贵的重阳节诗歌,也把他一生中难得的几个重要重阳节都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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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蒲松龄先是在丰泉乡王观正家坐馆,当私塾老师。这一年春淄川大旱,小麦几乎绝产。七月下旬,蒲松龄与好友唐梦赉等人登泰山,并作《登岱行》七古一首。不久后,好友孙蕙的妻子赵氏去世,蒲松龄闻讯题诗,诗云:“闻君失所爱,惊坐汗交颐。已似休文瘦,宁堪季子悲。鬼神何太恶,天地岂无私。但愿加餐饭,英雄性不羁。”

这一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蒲松龄过得很有意义,他与好友王定甫聚会,并登高望远、共庆佳节。此时,王定甫将远赴北京探望在京为官的兄长王敷正,并办理捐监等事。为了给他送行,蒲松龄写了《重阳送定甫北上绝句四首》:“九月九日登高台,易水风寒酒一杯。红树不缘愁客醉,黄花专为远人开。”“白衣送酒不曾沽,莫惜酣歌倒玉壶。幸喜登高兄弟聚,一人犹及插茱萸。”“行人班马系斜晖,醉把刀头问早归。时有霜风下黄叶,行行鸿雁向南飞。”“金城杨柳已堪攀,道上黄花照客颜。人趁斜阳浮绿蚁,风吹离恨满青山。”

诗中再现重阳节蒲松龄与众友登高为王定甫送行的情景,重阳节特有的自然景物茱萸,他与王定甫的深厚情谊都得以抒发。蒲松龄还巧妙化用了王维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出了“幸喜登高兄弟聚,一人犹及插茱萸”的经典诗句。说明蒲松龄与王定甫等人一同登山郊游,没有忘记重阳节的传统习俗,大家一起插茱萸。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转到毕家坐馆。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毕际有之父叫毕自严,号“白阳”,官至户部尚书,故称“白阳尚书”,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毕际有在顺治二年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县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后因解运漕粮积年亏欠,赔补不上,被罢官。毕际有归乡后,无意再进官场,乐于在诗酒琴棋、园林景色、子孙绕膝中享受乐趣。毕际有的十六个孙子都成了蒲松龄的学生,在毕府,蒲松龄白天教学生读书,夜晚则挑灯夜读、辛勤写作。《聊斋志异》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书的。

康熙二十一年,蒲松龄好友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接着执友张笃庆为《聊斋志异》题诗,这都令蒲松龄格外高兴。这年重阳节,蒲松龄是在毕家度过的,他写了重阳七律六首,其中一首《赋得满城风雨近重阳》写道:“山城秋色半苍苍,露染枫林晚气凉。泽雁未能忘故国,篱花犹自认重阳。千家野哭闻墟舍,几点渔灯近柳庄。劫种三生宁可避,只令空忆费长房!”

此诗以宋代诗人潘大临诗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题,写出了故乡深秋萧条凄凉的景象。这一年因为先旱后涝颗粒无收,造成巨大的灾难。诗中最后一句说的是汉代的费长房,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费长房,汝南人,得仙方,教徒弟挂茱萸囊以辟邪免灾。蒲松龄认为,苦难是三生注定的,即使使用这仙术也难以避免灾荒,只能空忆费长房了。蒲松龄的这首诗客观、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故乡淄川这年先旱后涝的凄惨景象,虽是重阳佳节,人们哪里还有喜悦和轻松?

康熙二十三年,蒲松龄参加山东乡试,未中试。重阳节这天,好友高珩、唐梦赉午夜过访,蒲松龄很高兴,写了《重阳王次公从高少宰、唐太史游北山归,夜中见访,得读两先生佳制,次韵呈寄》七律二首:“午夜敲门贵客残,登堂喧笑礼仪宽。未分胜友名山座,犹得奚囊妙句看。去就依人常似鸟,功夫化鹤不成丹。高斋萧索惟秋树,李郭仙舟望亦难。”“词人车马北山游,日暮携归诗句遒。爽气常存黄叶下,逸思欲抱白云留。重阳无酒怜新菊,九月迎霜恋敝裘。兄弟茱萸应插遍,年年为客负清秋。”

这年重阳节的夜晚,王次公与唐太史、高少宰等友人登北山,日暮携诗归来来访。蒲松龄虽然未能与友人一同畅游名山,登高望远,但是朋友们登山回来,写下诗篇佳作,蒲松龄读后也很开心,仿佛身临其境。

蒲松龄借用《搜神记》中丁令威化鹤成丹的典故,隐喻并非自己没有功力,只是怀才不遇,声未达于天庭,故只化为鹤而未成丹顶。蒲松龄还活用《后汉书·郭太传》典故,诗中的李指李膺,郭指郭太,是古代两位仙风道骨的名儒,借指好友唐梦赉、高珩。身为富家塾师,无缘与同致仕好友等人悠闲地登山同游,蒲松龄很羡慕,但是他依然从中得到了不少启示,同时也给好友以充分的肯定,体现了他们的深厚友情。

康熙四十三年,淄川旱灾严重、谷贵民饥,蒲松龄忧国忧民,写了《康熙四十三年纪实前篇》《秋灾纪略后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等诗文。这年重阳节,朋友毕莱仲邀请他前往赴宴,蒲松龄正为荒年的残酷现实而焦虑,几乎不忍心享用丰盛佳肴和雅奏。他不能谢绝朋友美意,只好强颜欢笑,只有在开怀畅饮时,才能暂时忘却早饭还没有着落的家人。

回家后,蒲松龄写下了《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重阳载酒柳亭作》两首诗。其中《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写道:“宴会遥定重阳前,深感高义凌云天。名园主人除胜地,岸帻蹑屐来群仙。荒年酒贵沽不易,一瓻三百青铜钱。一醉真堪饱十口,况复列鼎烹肥鲜!今年虫蝗害禾稼,君独与我同迍邅……”蒲松龄以沉重的笔触,描写了灾荒年的重阳节情景,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既愁苦焦灼又无可奈何,只好借朋友之酒浇愁。

康熙四十六年春夏,灾害继续发展,山东几乎全省大旱成灾、饥民载道,官府开始赈济饥民,蒲松龄甚为关注和心焦。这年重阳节,蒲松龄写了他的重阳节诗第六首《重阳前一日》:“节近重阳叶渐红,客窗又一听飞鸿。愁添小雨新寒后,被拥秋声漏滴中。既为伤农忧谷贱,尤缘多累祝年丰。苦逢敛薄加官税,民隐谁将达帝听!”

通过这首重阳节诗,可以感受到蒲松龄的心情,看着日渐变红的秋叶,听着飞鸿远去的鸣声,这年年景不错,但诗人仍忧虑难眠——既担心丰年谷贱伤民,又盼望丰年以使众多家口得温饱。最苦的是,灾年朝廷在各地减税,本乡贪官却偷偷加税,因此他在诗中宣泄了“灾荒年愁,丰年也愁”的内心痛苦。

重读蒲松龄所写的重阳诗,无不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不断地为百姓呐喊,传达民众心声,这充分体现了蒲松龄的悲悯情怀。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