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史学界通常所说唐末起义农民提出了要求“平均”财产的口号，都是以旧史记载的王仙芝、黄巢的称号作为重要历史依据。对这些记载，历来引用的同志很少怀疑它的真实性，而解释和论证却越来越详细绵密。
唐寓之起兵的结果
假如以南朝赋役征收为一个常数，从扬州户籍欺巧的情形看，欺巧者占总课户的百分之三十八，检籍失败后课户便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八，因而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无形中便比原来增加二分之一以上。毫无疑问，这将引起加速农民破产和流亡以及社会生产大破坏的严重后果。南朝农民的破产流亡，虽说向来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但以检籍失败后的齐末梁初最为严重。
检籍失败后十二年就是梁朝，在被称为“逸安”的梁武帝时代，天监元年（五O二年）、十七年（五一八年）、大通元年（五二七年）、大同七年（五四一年）、十年（五四四年）、中大同元年（五四六年）、太清元年（五四七年）正月、八月，封建政权曾连续不断地下诏赦免“亡叛”，奖励其还乡生产，有时还强迫“使著土籍”或“勒归本土”。
然而，贺琛在大同十一年（五四五年）依然指出：正是生聚教训之时，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守宰）惟以应赴徵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
从当时南朝全境户口数字看，刘宋大明八年（四六四年），南朝有户九十四万余，所以沈约说“户不盈百万”。齐初（建元元年）崔思祖仍说：“今户口（当指户，因为口绝不会有如此之少）不能百万”，大体上和宋末接近。到了梁代，户口便激剧下降。梁普通中（五二O一五二六年）郭祖深说：“天下（指梁所辖境域）户口，几亡其半”。《梁典》《总论》也说：“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大半之人，并为部曲·····民盖（当作尽）流移，邑皆荒抚”。
两汉户口最多的郡，西汉时要算汝南郡，有户四十六万余；东汉时要算南阳郡，有户五十二万余。这个户数和宋末齐初接近百万的户数相比，正是逃亡人户相近一半。再从一个地区的户口数字来看，梁大同九年（五四三年），张缵为使持节都督湘、桂、东宁三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在任四年，轻徭薄赋，“流人自归，户口（当指口，因为户绝不会有如此之多）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
当时湘、桂、东宁三州所辖区域，大约相当于刘宋大明时湘州的一半和广州西部的一部分，以大明八年湘州人口的一半加上广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共为二十四万七千六百八十四口计，流亡人口归来的占原来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也可算是“几亡其半”了。
南朝境域从刘宋泰始时失去淮北四州和豫西之地以后，直到梁末变化不大，可是梁代户口和宋齐时期相比较，户数几乎减少一半，可见检籍失败后农民受压迫剥削更深，因而破产流亡更加严重。显而易见，这是南朝社会生产大破坏和国势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梁末混乱的政治形势以及陈代疆域的极度缩小，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唐寓之起兵不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引起的，不是在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发展的基础上爆发的，而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的基础上爆发的；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为了让庶族地主多得剩余劳动生产物和挤入士族行列享受免除赋役等封建特权；领导和参加这次起兵的基本成员主要是庶族地主不是贫苦农民，在起兵中不是实行打击地主阶级的政策，没有农民起义的明特点。
关于王仙芝、黄巢称号的真伪
在五十年代，一些同志分析唐末起义农民的平均思想时，都仅以《续宝运录》所载王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的微文为证，并说其意思是替天补社会的不平使之平均。后来，又有同志引了《新编五代史平话》所说黄巢被署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一事，但都持谨慎态度，只作为参证，没有人认为它与王仙芝的称号是对立的，并据此贬王扬黄。到了一九七五年，一些同志为了论证王仙芝和黄巢之间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上述两个称号作了新的解释。
大概由于历来把王仙芝的称号释为替天补社会的不平，王仙芝又一再动摇，企图降唐，这与《水浒》里宋江的“替天行道”和后来的降宋颇为相似，故一般都把王仙芝视为投降路线的代表。因此，一部分同志撰写唐末农民起义历史时，就根本不提王仙芝的称号，只讲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的意义，说是“冲天”是要冲破地主阶级的“天”，是对儒家天命思想的猛烈批判；由于起义农民有冲天思想作指导，在斗争中才能执行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正确路线。
另一些同志，则明确地对王仙芝的称号进行了批判。他们说，黄巢被义军推举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与王仙芝的称号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冲天”和“天补”一字之差，表现了农民起义军中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这些同志还认为，黄巢称号上的“均平”，就是要割富济贫，废除封建剥削和封建等级制度。这是一些论著、史籍注释读物、通俗丛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见。目前这类见解还在不同程度上流行，其影响是相当大的。
上述对唐末起义农民“均平”称号的解释，实际上把这方面的研究导向了不正确的方向，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引起不应有的错乱。为了改正这些错误，我们首先需要从史实方面对王仙芝、黄巢称号的真伪作一些必要的辩证。《新唐书·黄巢传》肯定王仙芝曾“妄号大将军”，《资治通鉴》却不记其称号，这是因为司马光怀疑所谓主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的微文是伪作之文。
他在《通鉴考异》中说：“又《唐末见闻录》：广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黄巢倾陷京国，转牒诸军，”据牒云：“屯军淮甸，牧马颍陂。则似在淮南时，非入长安后。又《续宝运录》云：“王仙芝既叛，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传檄诸道，其文与此略同，末云：“愿垂听知，谨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盖当时不逞之士伪作此文，记於仙芝及巢以讥斥时病，未必二人实有此檄牒也。”
以往的研究者对司马光提出的这一疑问大都未予重视。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司马光的推断如能成立，王仙芝的称号就要予以否定；我们要肯定王仙芝的称号，就必须对司马光的疑问给以正确的解释。司马光一方面因为王、黄的檄、牒内容“略同”，认为是不逞之士的“伪作”，不相信二人实有其文；另一方面他又根据王仙芝的檄文所署年月，推断起义时间是在乾符元年底，根据黄巢的牒文内容，判定该牒是义军在淮南时发出的。司马光对檄、牒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说明他并未能彻底否定王仙芝的檄文。
日本学者堀敏一氏对《考异》的上述疑问提出另一种解释。他说，如果相信司马光所说王、黄的檄、牒内容相同，那么根据《唐末见闻录》所载黄巢牒文有“屯军淮甸”之句，以及齐克让奏黄巢渡淮后称“天补大将军”又在完整的形式上大约相当于“天补均平大将军”，发出檄文的应是黄巢而不是王仙芝，其时间是广明元年十月、十一月黄巢渡淮时。堀敏一氏的这个解释并没有完全解决司马光提出的问题。
结语
唐寓之起兵，结果是对庶族地主有利而对农民不利，是阻碍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推进历史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唐寓之起兵的性质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关于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续宝运录》关于义军的一些记载固然舛谬失实较多，但仅凭黄巢牒文有“屯军淮甸”之句和齐克让奏黄巢称“天补大将军”近似王仙芝称号，还不足以否定王仙芝的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