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是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他出生在江西兴国高兴镇上密村枫树垇(又名石崖下)的小山村,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由于人长相高大,眉目清秀,神态安详,举止潇洒,头脑清晰,加上记忆力强,思路敏捷,能言善辩,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虽然没有当过一天的军事主管,一直做宣传、后勤、政治思想工作等,历经20多年的战场磨练,从“红小鬼”的基层一线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中将,后来还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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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邱会作晚年在回忆录中记载,他第一次接触并进入领导人的视野,从此引起领导人重视,并非是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或者工作上的有条不紊,丝毫不差。而是在红军长征他担任挑夫运输队长时,从贵州遵义向怀仁前进途中的一次暂时休息捉虱子比赛,他的人生之路渐入佳境。事情的原委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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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并作出战略转移决定,队伍分成三路纵队以甬道式队形前进,当时被称为大搬家式转移,辎重如山,行李成堆,除各种轻重武器外,图书档案、印刷厂的各种设备、兵工厂的笨重器械、造币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坛坛罐罐,还有一些破铜烂铁甚至擦拭机器的破布,都被捆扎成包,一起带着突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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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邱会作所在的二纵运输队是由供给部负责,共有挑子一千五百多副,邱会作担任职务是总供给部的统计员,属于连级干部,被上级派到运输队去协助管理,不料他一到运输队后,原的队长邹林因为身患重病不能工作,便指派他当上了代理运输队长,被他们称为挑夫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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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期间环境险恶,山高路险;缺少医药,资源不足;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大炮,作为挑夫队长的邱会作,针对这些困难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个运输队是临时性质民工队伍,一盘散沙,严重地拖了前方作战部队的后腿,于是上任的第一件事情,便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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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整编队伍,因为在长征途中每人一副担子,天天担着重担长途跋涉,肯定是受不了,于分成三个队,轮流进行换班;二是清理几个人抬的大机器,地些东西都要四个人以上抬着走,没有办法走长途更别说山间小路了,况且有些大机器需要电动,长征途中尽是穷乡僻壤哪来的电?便一边清理一边上报;三是运输分队要建立起军事化管理,有炊事班、收容组和宿营组,行军、吃饭、睡觉都要管起来。通过这三招的整顿,运输队的行动极为迅速,掉队的现象也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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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突围转移,认为是“左”倾错误领导人的重大失误,不去思考创造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导致后来越走越艰难、越打越被动,尤其是湘江之战的损失惨重。特别是邱会作带领的这支运输队的艰辛,他更是深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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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体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每天都挑着重担,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甚至连晚上也要急行军,尤其是碰上下雨下雪天,泥泞路滑挑担前行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长征,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个天湿漉漉,担子越挑越重。更为艰难的是,长征途中挑着重担的他们又吃不饱饭,大部队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里通过,走在前面的部队把能搞到吃的东西都搞完了,土豪也给他们打完了,运输队在后面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就是身上有钱也购买不到食物,饿着肚子挑着重担走路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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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运输队没有时间睡觉,由于他们挑着重担,难以跟上大部队,倘若遇上一点故障,经常到了部队的宿营地就天亮部队出发的时间到了,连续多个不眠之夜是正常不过了,不少年纪大点的搞垮身体是常事。尤其艰难的是,运输队没有鞋子穿,很多挑担的都打赤脚走路,部队根本没有鞋子可穿,不少人双脚溃烂,有的烂到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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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困难,作为运输队领导的邱会作,想了很多办法,对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吃饭、穿衣、休息都一一出台解决方案,针对解决吃饭问题,邱会作每到一地都向老乡了解什么野菜、野果能吃,搞后勤的和战士一起挖野菜充饥。同时,他尽力征购粮食。没有鞋子穿的问题,邱会作组织了一支打草鞋队,同时,教会所有挑担子的人都学会打草鞋,每一个宿营后睡觉之前必须打两双草鞋,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穿上一双,带上一双,路上鞋坏了,就换上另一双。这样一来,挑夫队的行动比以前迅速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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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为困难的是穿衣的问题,由于部队一路打仗,根本没有什么缴获,整个队伍从江西出发长征以来,没有发过军衣,只有损失,没有补充,本来的家当就很羞涩,弄到后来就只剩下贫乏。加上长征走的都是数省之间接壤的偏僻地区,贫困地区,路程越走越渺茫,天气越来越寒冷,身上的衣服好像越穿越单薄,行军越来越艰难。很多人穿在身上的衣服已不成形了,只是一些碎布片挂在枯瘦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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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邱会作还千方百计地寻找到一些针线包,碎布条之类,让大家自己对破了衣服进行缝补,好对付这个寒冷的天气,因此,当时的情形是,不少人破衣烂衫上的补丁,也展览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因为找布块当补丁都只能碰运气,拣到什么颜色的布块就补什么补钉,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要能抵御寒冷,好看不好看已经是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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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运的是,这支队伍到了遵义会议之后,就有了明显的改观,部队打了一些胜仗,更重要的是丢弃了那些坛坛罐罐的辎重,可以轻装上阵,虽然物质生活还是暂时的困难,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这一天,艳阳高照,久违的太阳在普照大地,邱会作和战友们从遵义行军到怀仁前进途中,行军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不久上级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一会,休息时纷纷脱下衣服捉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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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是一种吸血寄生虫,喜欢与人为伴,二万五千里长征行程艰难,居无定所,日晒雨淋,前有堵兵后有追兵的日子,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可能,没有换洗衣服,又是集体一起吃住,红军身上便有了虱子。古时候有个成语叫扪虱而谈,出自《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意思是一面捺着虱子,一面谈着。形容谈吐从容,无所畏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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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长征期间,由于军情紧急,居住条件差,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所以有人说:红军长征有二大劲敌:蒋介石和虱子,有的时候虱子比敌人更加可恶,因为它从来没有被消灭干净过。红军与虱子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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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咬人,奇痒难忍,咬的严重了还会生疮得传染病,虱子不咬人,四处活动游走,也是万分难受,虱子太多,它们还会成群结队的到衣服外面,脸上溜达溜达,也是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就说长征的行军途中,只要一停下稍有空闲,红军便投入了另一场战斗——捉掐虱子,条件允许就把衣服脱下来捉、掐,条件不允许就伸手进胳肢窝捉,随便一摸,都能捉个几只,十几只下来,掐死虱子的声音此起彼伏,咔嘣咔蹦一片乱响,场面十分的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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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晚上宿营时,大家围在一起烧一堆火烤着,这时候红军战士边讲笑话,边脱下自己的衣服,放在火上面烘烤,虱子遇热后四处乱窜,红军战士便使劲抖动衣服,虱子抓不住衣服,直直的掉进火堆里被烧炸掉,声音噼噼啪啪,像放鞭炮似的。另外战斗结束之后,一些战士们架锅生火烧开水,然后把衣服放到锅中一煮,虱子被一锅煮了,次日穿上衣服便干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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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战士身上长虱子事情,即使到了长征之后的抗日战争延安时期,依然还存在,所以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对八路军战士的艰苦抗战十分敬佩,他曾经说:“福音上说,虱子是上帝的珍珠,满身虱子,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你们的战士在这样的环境下英勇战斗,个个都是抗击法西斯的圣人!”所以,当年彭总用了一句精辟的话概括:“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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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红军战士,即使在艰难的时候,也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就说长征这次邱会作等几个战友在山坡上晒着捉拿虱子,还苦中作乐进行了一场比赛,看谁身上的虱子个头更大、数量更多、颜色更好看。结果这一次邱会作以身上的虱子大而获胜。此时,有一个战士就不服气了,愤愤不平地说:“你是当官的,是挑夫队长,虱子也有官兵之分,队长身上的虱子自然就比我们普通战士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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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见他这么一说,自然也进行高声反驳:“照你这样说,主席官最大,那他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

谁知邱会作的话音刚落,山坡上头传一场宏亮的声音:“哪个说的?到我身上捉出一个那么大的虱子来看看!”原来,当时部队走的是“之”字形的山路,不知道主席也正坐在他们的上头,并利用休息的空档捉虱子,大家哄笑起来,聚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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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仔细地打量这个说他身上虱子有黄豆大的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第一次见面便有似曾相识之感,就问他是不是兴国高兴圩墩口乡的人,原来,当年主席从井冈山来到兴国做调查时,就认识了大路边岩石下一个茶摊上的老头,那个正是邱会作的爷爷,他担任的是苏维埃村政府检查站站长,他的父亲邱时昕是苏维埃村政府土地委员会委员,尤其母亲还是妇女挑担连的排长,得到过当时革命政府的嘉奖。主席还知道老人的两个孙子都去当红军,其中有一位在广昌保卫战时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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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主席说,你们家是我到兴国开展工作后最早认识的革命家庭,我早知道有你这样的革命家庭,直到今日才和你本人对上了号。从那以后邱会作和毛主席就很熟悉了,对他颇有好感,他用家乡的俗语呼唤他“小兴国佬”。并鼓励他多学习,还教他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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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本来只是连级干部的邱会作晋升很快,先后担任红军总供给部粮粏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4师供给部政委、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8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八纵纵横大江南北,解放黑山、攻克阜新、攻打锦州,参加辽沈、平津战役,从东北战场转战华北、华中、华南战场,打了不少硬仗、恶仗、漂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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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描述,在辽沈战役中,身为45军首任政委的邱会作,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围攻廖耀湘兵团,敌军大乱,我军亦大乱。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营,敌我交错,弹丸如雨。邱会作持枪与士卒同搏敌,了无惧色,冒险冲杀。后来成为少将的丁盛说:“邱政委拿起枪来直接打敌人哪!不简单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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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建国之初,邱会作担任15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为兵团级领导,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此时的他十分注意军人仪表,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风纪扣紧扣,帽子端正,走路挺胸、昂头、收腹,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晰、废话不多。很快被上级领导赏识,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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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身居高位,深受敬重,风光无限,但到了晚年却走了弯路,晚节不保,最后判刑,出狱之后老两口生活一起,晚年生活还是很幸福,直到2002年去世,一生坎坷复杂,有功有过的他,安葬于他的老家上密村村口一处山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