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以大无畏的勇敢牺牲换来了整个南线战局的转折。
这是南线我军能够坚持到1948年的最关键举措，为关内战局的转危为安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很多人为关内依托根据地打了一系列辉煌的胜仗所迷惑，觉得刘邓、陈粟带着南线主力出外线后，部队损兵折将，胜仗很难见到了，觉得划不来。
其实这个观点并不罕见，当年很多将士就有这想法。陈毅当年就批评过这种狭隘的视角，“我们对于军事上的胜利，首先要从战略估计起，其次才是战役与战术的胜利。如果战略上失败，战役战术的胜利不能改变战争局势”对于军事的胜利，我们的同志每每只看到缴获了多少枪炮，虏获了多少人马，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旅长、师长，一直到纵队司令员，往往拿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的大小。
毛主席讲：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自然，我们党不能俘虏和缴获大批敌人、马匹、武器，便不能壮大自己。可是如果死看这一点就以为满足，不去解决战略问题，也还是要失败的”。
什么叫战略问题呢？
陈帅说，“战略问题是能否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包括吃饭问题，战争在哪里打，把战争引向什么方向的问题”。
几百万的军队要吃饭、屙屎、洗澡、睡门板，牲口要吃草，这样一个巨大的无可避免的消费放到敌人区域，敌人就受不了。如果把这一战争重负长期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受不了。
如果不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只注意在我们区域里消灭敌人，俘虏敌人，最后还是要失败。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吃饭、屙屎、洗澡和牲口吃草等问题。
这一个问题解决的好，在蒋区吃的多，在我区吃的少，战争持久下去一定能胜利。毛主席特别提出，战略问题着重于对人民负担、军队取给于前方与后方支援的综合研究。大部取给于前方，敌人吃亏大，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一切靠后方供给，后方就来不及负担了，虽然前方天天打胜仗，还是要罢战谈和；人家不和，你就支持不了”。
粟裕将军也谈到过当时根据地的巨大消耗，“解放区经过一年作战，虽取得很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沂蒙山区汽车抵不上大车，大车抵不上小车，经常保持五十万民夫保障我们四十万军队的供给）。
沂蒙山区敌我双方武装一百万以上，民夫一百三十万，摆在纵横一百里的地区内，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华中、中原地区被敌侵占，只保持游击战争，资财丧失，不能供应我们部队。
而敌人原控制的地区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新侵占的地区有四五千万人口，可以抓丁征粮，还有美帝援助”。
根据地的巨大消耗已经无法继续支持战争，尤其是我军初期实力最强大的华东解放区（辖华中、山东两大根据地），在战争初期坐拥50来万正规军，150万民兵，单山东一地就有着一战可以动员百万规模的民工支援，这是关内部队可以打“神仙仗”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我军的作战模式对民众的需求很高，诸如粮食运输，伤兵搬运等往往需要巨大的人力来支撑。
比如闻名全国的孟良崮战役，胜利背后是92万多民工的对战役的巨大支持。但是一般吃瓜群众往往只会注意战役的胜利，却看不到背后如此巨大的代价付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军很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往往集中在战争第一年，随着南线主力转出外线后，同样的人，同样的部队却很难打出辉煌的大胜仗，这也是很多人质疑跳转到外线战略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全盘去看问题的话，就会发现，跳出去可能胜利会减少，但是不跳出去，失败是必然的。
就拿我党最强大的华东解放区来说，在丢掉了2000多万人口的华中解放区后，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算我党当时最强大的，拥有的3000多万人口的山东解放区，在接纳了退到山东的华中大军后，使得山东成了我军供应人员最多，压力最大的解放区。
为此，山东解放区曾精简了10万名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来节约开支。即使如此，短短不过半年的作战，强大的山东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也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
不是没有人幻想过，陈粟如果不出外线而是继续留山东作战，可能会继续打胜仗。
诚然，这种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比如陈毅元帅就说过，“我相信我们野战军还可能打些胜仗，消灭他几个军，可是这一、两个军的代价不能补偿战略的失败”。
当然，粟裕将军对此有不同的想法，粟裕将军认为，“去年今天消灭七十四师之后，我没有歼敌机会”。
继续依托根据地作内线作战，无论能否打几个胜仗，无论能否再歼敌几个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继续内线作战是无法减少根据地的巨大消耗的，也无法改变根据地要么丢掉，要么垮掉的结局。
这一点，陈毅元帅当年就下过结论，“敌人仍在山东打，冀鲁豫、豫北、鲁西南一直打到现在（十二月底），我们的解放区一定要垮，山东一定不能支持，我们的解放区是以山东、河北平原与太行为基础的，山东一失，基础动摇，我们就只有东北了，战争就难以支持”。
所以在这种表面辉煌胜利不断，实际已经到了奔溃边缘的情况下，刘邓及时的，毅然的跳了出来，以自身的勇敢牺牲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关内解放区，尤其是关内最重要的解放区，我党关内的基础--山东解放区。
对于刘邓出大别山，包括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这一出击敌后的行动，很多人都总结过
比如陈毅元帅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刘邓大军走前头，转入大别山，其次陈谢转入豫西，陈粟转入豫皖苏，这是带决定意义的步骤，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扭转了战局。
这是战略的胜利，我们全党干部一定要认识这一问题。
毛主席讲：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使他的管区不受战争影响，或付出的很少，这样支持三、五年，则不愁解放区不垮。
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我们一百多万军队，蒋介石二、三百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吃他三年五载，双方五、六百万人，光屙屎一天也要屙五、六百万堆。
你能俘虏，可是俘虏也要吃，俘虏过来的第一天马上就要解决伙食问题。所以去年我们这一反攻，带决定性的胜利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包袱放到“蒋委员长”头上。战争是一个皮球，他踢过来，我踢过去，最后踢到他头上。战略上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
刘伯承元帅说，“我们对于全国军队的整军起了很大作用。我想又是我们胜利了，而且这一胜利不要单看自己，特别要看到友邻的胜利，看到整军过后的东北几个伟大胜利一直到收复四平街，西北战场上特别是打死刘勘的大胜利，也要看到陈唐、陈谢在洛阳的胜利，山东在胶济路西段的大胜利。
不要以为自己一个连伤亡了几个人掉队了几个人，好像全国革命就完了。人家的英勇胜利，自己也应感到非常光荣”
粟裕将军则认为，“去年七月转入外线作战，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转变，是与敌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可以减轻老解放区对战争的负担（山东要恢复元气，至少还要两年），把敌人进攻部署完全破坏，缩小敌人兵源粮源。
现在我们转入到敌人的深远后方，恢复了山东及华北的被侵占区。这是战略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外线部队歼敌有生力量虽不多，但内线的歼敌数量很大。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的胜利，外线部队也起了作用，有功劳。
刘邓跃进大别山，对于许谭大军恢复山东解放区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而恢复山东解放区对于整个南线是有着决定意义的。
没有山东解放区的恢复，没有兵强马壮的许谭大军，别说淮海战役打不了，想要实现在中原战场打大仗，在长江以北消灭敌主力，也就只能等待逐步发展壮大的东北大军入关才行。
刘邓
但想要赢得东北大军入关的时间，如果大家都待着内线，舒服的去打神仙仗是不行的，因为再强大的根据地支持不了长期的战争消耗。一旦丢掉根据地，关内大军最终只能北退东北。但正如陈帅所言，“山东一失，基础动摇，我们就只有东北了，战争就难以支持”。
最后说一句，主席说过一句名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不能机械的去理解这句话，因为刘邓等三军挺进中原，明显就是以主力的牺牲去和蒋公争地盘，似乎明显违背这个说法。
陈毅元帅曾说过，“陈粟兵团在渤海曾要求一个礼拜的时间做些准备工作，中央不准，连电要我们赶快过河。
到聊城后，我们要求停三天解决给养问题和弹药问题，并安置一下伤病员，中央急电催我们过河，留人办这些事情，当时真是“火烧屁股追得紧”。
那时，我们在思想上感到很奇怪：与毛主席在一起多年，毛主席向来是极关心部队的，只要你一讲部队困难，他就要你休息几天。这次就不管，不准讲这些，并且追问不过河的是哪一个，请立即查明予以处分，报告本部为要”。
刘邓
中央不惜以牺牲主力的代价也要坚决挺进敌后，和敌人争地盘，争资源，就是因为单纯的“存人失地”是无法支持战争的。对于地的作用，当时刚接任东北局书记的林彪将军在给东北局创办的第一个党内刊物《群众》题写发刊词时是这么说的。
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前面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在东北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
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建立根据地就好比是为自己造房子，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飘来飘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
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那么不仅我们会无处可走，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东北人民也就不能翻身，不能有他的地位。
全党全军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务必在最短的期间内，建立我们自己的家，造成我们自己的房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暴雨，我们就有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