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中写道：“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似乎孔子说过这样的话，要强调名声，其次才是言顺、礼乐兴、刑罚中。逻辑上似乎有些道理，但并非论证严密。
整句话的意思是：“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抱持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孔子喜欢做官，他的弟子们也要做官，先要获得官位，手握权力，才可以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这种认识比较理想化，并不切合实际。孔子本身验证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但他仍然抱有理想化的观念。在鲁国的时候，孔子受到鲁定公的支持，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按理说已经获得了官位，名正了，言也应该顺。可是治理国家过程中，孔子的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并不是他理想中名正言顺的改革，也不会势如破竹。孔子的改革主要是利用礼法来约束三桓以及其他卿大夫的势力，进而将其慢慢蚕食，最终将大部分的权力收回鲁国公室。定公十三年，孔子实施了“堕三都”的政策。就是毁坏三桓家族的城墙，让他们失去防守的力量。然而，这个政策只执行了一半，也就是毁掉了季氏和叔孙氏的城墙，孟氏家族的城墙没有被毁掉，因为孟氏家族抵抗过于强烈，最终孔子的改革还是失败了。
孔子忽略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只是强调名正言顺，憧憬理想化的政治，却看不到现实权力的依归和制约，就很容易导致失败。支持孔子的鲁定公接受了齐景公送的八十个能歌善舞的女子，还有一些好马，过上了声色犬马的日子，却不想推行孔子的改革措施。孔子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带着弟子们离开鲁国，开始游说各个国家的国君，要他们采用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念。令孔子大为失望的是，即便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也曾经在陈蔡之间受到兵丁的包围，好悬送了性命，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任何一个国君采用他的治国方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君相信他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念能够安邦定国。孔子的政治理想遇到了很大的现实困境，并不能完全实现，甚至根本不能实现。后代所谓的儒家仁义道德，只是经过权力系统改造之后的仁义道德，而不是孔子倡导的仁义道德，也不能体现孔子原原本本的思想。
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是为了谋求一定的权力，谋求一定的官职，有了官职就可以手握权力，搞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是孔子还是过于理想化，并不知道官职和权力的区别，有的人有职无权，有的人有权无职，并不能一概而论。即便一些官员手握权力，也不能随便使用这种权力，更不能以为做官就要按照官员的职责来办事，而是要看到官场的利害关系，尤其要结成紧密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是官员们主动结成的，而不是天生存在的。官员们通过搜刮来的钱财互相走动，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也就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网。因为皇帝的脾气不可捉摸，尤其是遇到暴君或者昏君的时候，很容易对某些官员造成损害。而且一些官员办错了事，也容易受到权力系统的排斥。这个时候就需要官员们抱团取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尤其是一两个官员办错了事，受到打击的时候，官员的利益共同体就会起作用，利用关系网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便某个官员治下出了动乱，上级官员也会为他“捂盖子”，而不会让这种消息散布出去。官员会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也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
官员会想方设法吸引投资，引入大量的资本，发展本地的经济。资本家在官员眼里成了香饽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手段靠权力做背书，已经成为常态。倘若有人还在遵从孔子名正言顺的说法，就很容易被整个权力系统孤立。名正言顺只是做官的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割裂了官员和权力系统的关系，容易被人视为一意孤行，尤其要改革的时候，不能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以免被既得利益集团排斥和打击。孔子的悲剧就是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又得不到鲁定公的全力支持，就很容易被实权人物排挤，最终离开鲁国，黯然收场。孔子似乎有一定的自觉性，后来他说“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他可能认为鲁国国君无道，才会离开鲁国，其实现实条件不允许他在鲁国长期任职，因为他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
看来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是为自己谋求官职的一种说法，而真正做了官就知道官场险恶，并非如此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