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刊出了《钱穆伉俪访问记》，纪录了钱先生对史学的见解。这是他一贯的见解，但此时此地，他又加强地重复出来，使我的良知感到万分迷惘。
钱先生此次以高年重到香港来作短期讲学，虽因他坚拒新亚研究所的邀请，以致无缘见面，但每听到朋友说他的精神矍铄、风采依旧的情形，总是私衷为他庆幸。我所不能了解的是，大陆经“封建专制”（这是北京大字报所提出的名称）统治二十多年，民不聊生，国几不国。现正当北京许多良心血性之士，在“四五运动”口号之下，发出了强烈的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时候，当然每一以国家人民为念的人，无不凝神屏息，祝祷他们能得到某一程度的结果。
而钱先生却依然[假]发表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十亿人民所发出的沉痛的呼声，泼上一盆冷水。这未免太不应当了，所以我再不能把我良知上的迷惘沉默下去。
二
我首先要指出，从史学的基础在史料的立场来说，钱先生的史学著作，是不宜作一般读者之用的。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成见太深，而又喜新好异，随便使用新名词，所以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连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的、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
例如钱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主要是从“历代中国政治制度”，以证明“秦以后政治传统，不是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煞”的。政治制度应以丞相为骨干。钱先生首先从三公九卿谈起，根本不知道三公九卿，在汉成帝以前，只不过是观念上的官制，这是他研究所未及，可以原谅的。他“依照文字学原义”所作的“丞相”一词的解释是“丞是副，相也是副。丞相正名定义，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
若据《说文》以言“丞”的原义，则“丞，翊也……山高奉承之义”，所以应劭对《汉书·百官表》丞相的解释是“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即是《百官表》所说的“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副”的原义在《说文》是“判也”，转注而有“副贰”之义。“丞相”二字之义，与“副”之义，渺不相涉。把“丞相”二字皆释为“副”，更由“副”字联想到今日军中的副官，因而把丞相说成是皇帝的副官。钱先生根本不知道军中的副官是处理杂务的，与作战、训练等重要业务无关。若是“随从副官”，则是为长官处理生活上的杂务，实际是勤务兵头儿。准此以推，则汉代官制中的光禄勋、卫尉、太仆、少府四大官署里面，倒有许多官职，可称为皇帝的副官。把丞相说成是皇帝的副官，未免把丞相的地位，糟蹋得太不像样子了。
丞相又称宰相，钱先生的解释是：“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时最重要的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是钱先生把“宰相”之“宰”，当“杀”字解，却不知先秦使用“宰”字，都取治、主、制三义，决没有作“杀”字用的。“宰”解作“杀”，今日可以查到的，最早是《汉书·宣帝纪》的“损膳省宰”注“宰，屠杀也”。若是“宰相”之“宰”，是象征屠杀的意义，未免太可怕了。这里所举的不是特例，而在钱先生大著的《国史大纲》中所犯的这类错误，更为严重。
三
钱先生并不认为专制是好的，而是说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专制，不可以用专制的名称；所以由秦所建立的专制政治，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称为“第一次统一政府之出现”。然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封建政治，不是“统一政府”吗？他用这个笼统的名称，便把秦是中央集权、个人专制的政治特性，隐瞒过去。不过这个名称虽然笼统，但还可以沾到一点边。钱先生对汉代所继承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却赋与以“平民政府”的名称，因为刘邦及其功臣，多系平民出身的原故。对宣、元、成三帝时代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因为有许多士人加入到政府里面的原故。并总结说“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从钱先生看，这都不是专制政府。
钱先生的说法中有两个问题须先提出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他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豪富之家，是同样的可笑。陈涉以雇农起兵称王，六月而亡，但他的雇农老友去看他时，尚惊叹为“涉之为王沉沉者”。钱先生想没想到叔孙通制的朝仪第一次应用时，“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在“置法酒”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想没想到汉继承二十等爵，二十等爵的最高爵是列侯，列侯之上还有“诸侯王”，诸侯王之上才是皇帝，所以皇帝与平民的等差是二十三级。想没想到刘邦何以要屠戮同样平民出身的有能力的功臣如屠戮犬羊，连萧何以“相国”之尊，要把他下狱便下狱，要放出来便放出来，不需要任何理由。
何以要把政权交给吕后手上，而吕后便能大王诸吕。何以他死后要郡国为他立庙，而在长安的庙每月要奉衣冠出来巡游两次。更想没想到与贾谊约略同时的贾山向文帝上书中述皇帝的威势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大陆上幼稚的史学家，以为李自成们起自雇贫农，假定他们取得政权，便会以阶级成分改变政权的本质。这实是与钱先生的史学，同一血脉。
其次，是所谓代表一般平民的问题。不错，汉高祖、文帝们的确是重农抑商，他们有程度不同的爱民观念，后世开国之君，也多数只如此。但一个史学家应了解这种爱民观念，系通过何种政治机构去实行，随政治机构的好坏，而自然受到制约。提倡爱民观念最强烈的莫过于周初，它是通过封建制度去实行的，其效果自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秦所建立的一人专制，本是要以自耕农及小手工业者为政权基础的；但专制这套机构的本身，因皇帝与人民的地位悬绝太远，要保护也保护不了。
何况它必然很快地腐败堕落，并使皇帝自然会骄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会得志，成为一切残毒人民的根源。所以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中，对“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的专制之君，指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视为当然”四字。这类的话，西汉儒生不断用“反秦”的方式向当时的皇帝说了出来。钱先生何以都闭目不睹。……史学家必须在政治社会制度之内来讲人与故事的原因。
四
西汉到了宣帝时代，儒生渐渐得势；元帝、成帝两代，儒生进入到朝廷重要地位的人也更多，他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良好的作用。但因此而可将此时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吗？我们称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原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
宣帝起自民间，精明练达，他的权力是由自己运用。而帮助他的是宦官弘恭、石显。元帝好儒，但他以“中人无他肠”，弘恭、石显得到加倍信用。即位后年余之间，与元帝有特别关系的萧望之、刘向、周堪等大儒，俱因弘恭、石显们的谗害，萧下狱自杀，刘向免为庶人，终元帝之世未尝复起，周堪的弟子张猛被迫自杀于车中，周堪终“因显（石显）白事，事决显口”，“疾喑不能言而卒”。
武帝破坏宰相制度，开以后由大司马（内朝臣）秉政之局。成帝时，外戚王氏以大司马秉政，绳绳不绝，直至王莽之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所以这是专制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府，如何可称为“士人政府”。钱先生书中也叙述到外戚宦官之祸，但他决不肯指出外戚宦官，是专制下的必然产物。西汉的政治社会，影响到以后的两千多年。对西汉的真切了解，是了解以后历史的基础。我们读钱先生《国史大纲》有关秦汉的叙述，只能看到一片紫褐色的浓雾，此时代中最严重最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都在浓雾中隐去。这对初学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五
钱先生在《明报月刊》的访问记中反对用封建社会、专制政治这类“空洞的名词”，认为“我们要批评历史，不能单用空洞的名词名称来概括，何况还是由西洋翻译过来的名词。全部二十四史，没有用过帝王专制四个字，不要人家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是专制政治，我们就相信，就接受了”。
钱先生这段话，包涵了许多纠结。首先，钱先生之所谓“空洞名词”，是指抽象名词，亦即是荀子之所谓“大共名”而言。像有些历史哲学家，常根据一小部分事实，加以推演，以推演出一个抽象名词出来，以为这个名词可以概括整个历史。或者有如中共许多人滥用“封建”一词，以否定历史的一切，这都是应当反对的。但由具体向抽象，由“单名”向“兼名”，由“兼名”向“大共名”的演进，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把握客观事物，所必然经过的历程。否则有系统的知识不能成立，人面对客观世界，只能感到一团混乱。问题只在这类大共名，是否系由许多具象事物中抽象而得。抽象的过程，是否周密谨严？及由抽象建立大共名后，是否能回过头来对相关的事物作适切的解释？
不考虑这种实质问题，而对于大共名用“空洞”两字加以否定，这等于否定了认识自身的功能，否定了由饾饤性的认知，向知识系统、思想系统的演进。并且这种不加分疏的否定，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在钱先生的著作中，也用了不少的“空洞名词”。
其次，钱先生承认中国有“封建政治”，并常用“封建时代”一词，所反对的是“封建社会”四字。我年来研究所得，周代封建，是和井田制度连在一起；而井田制度规定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对周代而言，可以称为“封建政治与社会”。在封建政治中的身份制度，为专制政体所拥抱，这是专制政体自身所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并非有意继承周代的。周代封建政治中的“亲亲”精神，却由春秋之末转移到社会，成为二千年中国“家族社会”团结的纽带，对我们民族的保存发生了非常大的意义。而在周代封建政治中主要由周公所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我曾概略地举出，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即使在今天，也应当承认。
我研究的结论是，在周代封建中有可取的东西，在汉代专制中则只有毒害。……避讳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治的实质，舍专制一名而不敢用，只好泛滥地使用“封建社会”四字，不辨别具体内容，一切视为罪恶，一切加以否定。这一方面由于“专制”本质的必然反对学术，尤其是必然反对“真史学”。另一方面也是由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认识不足，或为避祸，或为偷懒，轻易加以附和雷同。我们面对这种情形，只能以自己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把历史的真实摆出来，以破其愚惑。岂能因噎废食，连周代的“封建社会”一词，也不敢使用。至于中国封建、专制与西方封建、专制的异同，这在具体深入研究中自然会解决的。
六
实际钱先生所最反对的是把秦始皇以后的政治，称为专制政治的这一点。这里先应澄清的：第一是历史上或社会上，常常是“事实”出现在先，事实发展到某种程度时，才有人提出某种名词来加以概括。第二是某种名词出现以后，假定有更恰当的名词出现，便会发生名词的交替作用。第三是百多年来，连我们日常使用的名词中，也有许多是因外国名词的引发，由我们自己或由日人用中文加以意译，少数加以音译，这并不限于新鲜事物。
我们对此，只问其名实是否相符或约定俗成的效果。若因其为二十四史中所无而即不用，钱先生首先便做不到。中国在先秦已有“专制”一词，但没有用到帝王身上，对帝王专制，只像黄梨洲的《原君》样，把“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的帝王，袭用孟子的“独夫”一词来加以概括。及严复、梁任公们从西方知识中，知道当代的政体有三，中国由始皇以后的政体，恰当于三种政体中可译为“君主专制”的一体，此名一出，以之解释秦以后的政治实况，无不怡然理顺，便大大流行起来。
光绪三十年五月五日《中外日报》社论即谓“专制不与蒙蔽期而蒙蔽至，蒙蔽不与腐败期而腐败至”。讨袁之役，“帝制自为”一语，腾播于公私文书之中，“帝制”即“帝王专制”之省称。岂能因叶德辉们的狂吠，毛的禁制，便可涂饰由此名所涵盖的两千年的铁的历史事实，因而迷惑十亿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迫切期待。
七
钱先生把历史中成千成万的残酷的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特举出不三不四的事例来，以证明汉代不是专制，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第一个例钱先生认为“汉文帝一生最佩服的是贾谊”。因绛、灌之徒反对，只好两次用他到诸侯王处当太傅。“从这故事看来，又哪能算专制呢？”
从钱先生大著《朱子新学案》提纲中提到汉儒思想性格的说法，钱先生并不了解汉儒，当然也不了解贾谊。贾谊最先主张削弱诸侯王，与文帝要求进一步中央集权的意旨相合，因此得到文帝的重视。但贾谊的真正政治思想是要求以礼来严格规范皇帝太子的生活行为，并通过他所构想的官制，使皇帝处于“虚君”的地位，这便不能为文帝所接受，限制了他在现实政治中的前途。
钱先生所夸张的“文帝自以为不及”，乃是文帝在“宣室”中与贾谊谈鬼神之事，并不是谈什么其他学问。所以李商隐叹息地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钱先生以为绛、灌可以反对文帝重用贾谊，因而不是专制；钱先生应想到贾谊死年三十三，假使他不短命，他的政治前途，还在未知之数。其次，景帝一下子提拔晁错为御史大夫，一下子斩之于东市，突起突落，景帝未尝受任何牵制。
若文帝真要重用贾谊，绛、灌之徒能反对得了吗？绛、灌中的绛侯周勃，是最老实而又手诛诸吕、迎立文帝的大功臣。文帝即位，两年多，位子坐稳了，即捏词说周勃要造反，逮捕下狱。周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书牍背”教他把儿子所尚的公主（文帝之女）牵在里面，使文帝不便遽下毒手。勃更把他所得的“益封”及“受赐”，完全转赠给薄太后的弟弟薄昭，薄昭为他在太后面前求情，得太后之力，乃能赦出狱，保全了性命。像周勃这种老实人，因皇帝一念窃嫌之私，便平地风雷，性命几乎不保，他有资格反对文帝用人吗？文帝更陷害亲弟淮南厉王，置之死地，再把责任转嫁给他人，这不用专制者的心态，是不能解释的。
司马迁因李陵而得的无头冤案的经过，幸而在《报任安书》中叙述得很清楚。稍有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应当了解，凡是皇帝亲自交下与皇帝自己有关的案子，承办的官吏，便决不敢问是非，一律从重拟刑。司马迁的死罪，由此而来。景帝对“死罪欲腐（宫刑）者许之”，史公之受腐刑由此而来。
武帝因不信任宰相，晚年又游宴后庭，需要有才学的宦官为他处理公文，史公便以宦官的资格为中书令，所以史公自称为“身直为闺阁之臣”。他所以忍受“最下腐刑极矣”的耻辱而不死，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作。而他在著作中尽量运用“微言”的技巧以求避祸。但据西汉末卫宏的纪录，当武帝看到《景帝本纪》及《今上本纪》时，大发雷霆，除把两篇毁掉外，史公终于被杀。史公受刑以后的心情是“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钱先生却能在这段悲惨故事中，用加油加醋的手法，以此证明武帝并非专制，岂非滑稽。
凡是读过了《史记》、《汉书》的人，对武帝如何破坏宰相制度，如何重用酷吏以涂毒天下的人民，并无原无故地残杀天下的强宗大族，如何以裙带之私来选用统帅，以致所得远不能偿其所失，如何屠戮宰相如豕羊，如何制造淮南王安冤狱而屠戮三万多人，如何以侈泰之心，穷兵黩武，使天下户口消耗了一半，以致山东群盗并起，以及西汉儒生，对他作何评价，都应当有个清楚印象。要在汉武身上洗涤专制的罪恶，似乎要困难得多。钱先生的史学，可谓独为其难了。
钱先生又引帝王死后有褒贬性的谥法，以作中国不能出现专制政治之证。但钱先生有没有想到，自汉代起，凡不是被杀亡国的皇帝，不论是怎样坏法，都是谥以佳名。连汉代的桓、灵，也不例外，这是为了什么呢？
至于不谈制度，不谈时代背景，不谈群体生活状况，而仅谈有故事可谈之人，这是把人从时间空间中提空，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切断，把历史变成幼稚园的连环图画，然则中国到底有没有“史学”？
我和钱先生有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所发掘的是两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
因而认为在专制下的血河泪海，不激荡出民主自由来，便永不会停止。“述往事，思来者”，史公作史之心，应当是一切史学家之心，……“历史的良知”，该是如何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