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成了我军战犯，我军对这些战犯进行教育改造，改造良好的就给予释放，就这样，几十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释放了多少多少批战犯。
而在战犯问题上，毛主席也十分重视，曾多次下达指令。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又想起了这件事，指示说要放掉战犯。
可是公安部经研究后，认为其中有13个人不积极改造，建议不要放掉这13个人。毛主席知道后很不满，说道：气魄太小，人家都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还关着干嘛，都放回家，强迫改造也不好。
最终，75年特赦时，最后一批战犯全部被放了家。战犯们则泪流满面，他们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在有生之年离开监狱，于是齐声欢呼感谢胸襟宽阔的毛主席，之后走出战犯管理所，一个个都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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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战犯都是要受到严厉的惩处。我党对于国民党战犯处理也是如此。而且我党对于战犯的惩罚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早，1947年10月，国内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军就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就首次提出了要把国民党战犯绳之以法，并严惩他们的战争行为的论断。
到了1948年底，党中央又提出了首批内战战犯名单，共计43人。比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1949年1月25日，为了尽快敦促更多的国民党战犯投降，党中央又公布了第二批名单，共计37人。
虽然公布了这么多的战犯名单，但实际上在解放战争结束前，被逮捕也仅仅只有杜聿明、黄维、王陵基等少数几人。当然，我党还特别的宽宏大量，提出要对国民党的战争罪犯进行严惩，但对那些能够及时悔改的战犯，可以予以赦免其罪行。
赦免的典型，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傅作义将军。当时毛主席表示，虽然他之前罪大恶极，但现在北平问题至少是一件好事，并且有重新做人、服务社会之意，赦免也合情合理。
等到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公安部根据各地陆陆续续统计上来的文件，公布了国民党战犯的具体人数以及对他们的惩处办法。按照当时的国民党战犯身份标准，被列为战犯的人数还是很多的，总计926人，其中军人有736人，党政人员有73人，特务有117人。如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宋希濂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百废待兴。面对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内的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关于国民党战犯的问题只能往后放。
当然，往后放并不代表什么也不管。此时我党对于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政策，依然开明，不仅从政治思想上让他们脱胎换骨，还得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照顾。这使那一颗颗冰凉的心渐渐地解冻了。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杜聿明。当年毛主席亲自撰写《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然而杜聿明十分顽固，拒绝投降，最后在淮海战役被俘。当时陈毅司令员找他谈话，他什么也不说。在我军管理期间，也始终不认罪，还经常发火。
1950年他被转送北京功德林时，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便悄悄在裤中藏了几十片的安眠药，打算伺机自杀。管理人员得知他的思想动机之后，循循善诱地对其进行正面教育。关押期间，多次生病，管理人员还悉心照理。这逐渐使他自己认识到只有及时悔改、将功补过、重新做人，才是正确出路。
有一次陈赓大将到功德林监狱视察工作，杜聿明眼中含着热泪，对着旁边的管理人员忏悔地说：陈赓大将和他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当年是同窗好友，随后走上了截然不相同的道路，陈赓大将走对了路并成为千古名将，而他走错了，成了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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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逐步稳定，国民党战犯问题重新进入了我党的视野。
最初是在1952年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颁布了对待战犯的意见书。次年 11月，相关部门又向中央汇报了在押战犯的基本情况，并详细地提出了处理国民党战犯的基本步骤。这也引起了我党对于关押战犯赦免的认真思考。
此后周总理便在1954年汇报会议上提出指示，他认为要仔细调查目前在押战俘的具体情况，并做些释放前的准备工作，可以先放大一点的，在放小一点的。这奠定了此后特赦的基础。
不过虽然我党对待战犯十分的宽宏大量，但就特赦和大赦这一问题，也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没有达成统一。1955年，毛主席在回信黄炎培时就明确说了：为了避免不确定的影响，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不太适合大赦战犯，过几年在看看。
我党并没有着急作出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该政策不仅关乎着我党的国际声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党的执政能力。
等到了1956年1月，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常委会上，考虑到国民党战犯的特殊身份，在会后作出批示可以试着释放一些战犯看一看情况。当然，最后因为会议讨论，我党也并没有着急释放。不过为了方便对被俘的国民党人员的集中管理，我党决定对战犯进行大整合，把他们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等地。而对于原高级国民党将领，为了促使其思想的尽快转变，被统一安排在北京的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虽然没有释放，但我党依然十分重视和宽容这些战犯。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明确指出杀了战犯没有什么好处，但如果宽容他们，还可能对两地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这一点上，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释放战犯比较合适呢？毛主席也思考了许久，基于党内同志的意见，在同年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的释放时机并不成熟，还是太早了，老百姓搞不清楚，也没办法向老百姓交代。主席认为应该等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再放不迟。
可见，以毛主席为中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着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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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秋天。当时还在杭州的毛主席，仔细审视着国内外的局势。一天夜里，毛主席给身在北京的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表达了毛主席对于特赦国民党战犯的认同观点。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在建国十周年这个特殊时期特赦战犯，可谓意涵深远。这不仅彰显我党的宽容与伟大，粉碎政治谣言；还可以缓和大陆与台湾的敌对情绪。
刘少奇在北京收到信后，通过仔细地思考，以及和党内同志、各方代表的多次讨论，终于在同年的9月17日颁布国家主席特赦令，并对特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特赦消息一公布，立马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身处功德林一号监狱的高级战犯们。他们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并请求写信给毛主席。信中强烈地表达了对毛主席和我党的感谢之情。
就这样，以杜聿明、王耀武为代表的第一批特赦战犯，踏上了走向新生活的道路。这些高级战犯和末代皇帝溥仪一样，被集中在一起，住在了僻静的北京崇文门旅馆，并且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来照看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过了几天，周总理便邀请溥仪、杜聿明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参与陪同的还有陈毅等人。期间，周总理亲切的同大家交谈起来，话题并不沉重，多的是身体情况与家庭状况。此后周总理又向他们强调了四个比较重要的导向性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交谈之中，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说他妻子因战犯导致无法生活问题而离婚。周总理听后沉思了一会儿，便转身对张治中说"你们应该动员她们复婚嘛！"
一年之后两人再见时，周总理第一句就是"你复婚了吗"。在周总理的关照之下，郑与妻子都得到较好的工作安排，并重新恢复婚姻关系。此后的郑庭笈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周总理的感恩之情，也戏说周总理是他俩的红娘！
根据我党的决定，此后又陆续特赦释放了五批战犯。
第二批的释放时间是1960年11月28日，释放了50人，包括范汉杰、李仙洲、罗历戎和溥仪的弟弟溥杰等。
七年的时间，我党一共特赦了296人。这296人在党的热心关切下，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令人称道的是，在1964年，周恩来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议，特邀赦免人士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得到通过！
这些特赦人士也认为是我党和政府给他们第二次生命，并表示要继续学习、改造，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通过他们把党的政策和他们的情况传到家属、社会，传到港、澳、台以至海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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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66年开始，特赦工作被迫停止了。监狱中还出现了部分战犯的病故，比如著名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这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71年5月，周总理在战犯死亡人数报告中作出了批示：把这些战犯特赦了吧，不然别人会说我们大战犯不关，只关小战犯；外国战犯不关，专门管本国战犯。此后不久，国内关于教育改造和特赦战犯的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
又过了三年，当时癌症严重的周总理在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突然之间，毛主席想起了这件事，问道是不是还有一批被关了二十多年的战犯，并笑道：还关着干什么，不如把他们放了，给他们自由。周总理听后也十分重视，立即着手落实这一指示。
时任公安部部长负责此事，但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原来啊，由于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对于战犯们的情况基本不知道，连在哪都搞不清楚。于是他们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回来了几位老所长和管教干部，一起着手调查，最终搞清楚了在押人数、地点、过去的职务、改造期间的表现等等。
不过尽管周总理一再指示要放宽特赦要求，但经过各管教单位和部门的反复研究，还是决定有13人因为没有"改恶从善"表现，要继续关押。
1975年2月7日，毛主席看到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安置特赦战犯的实施意见后，十分的不满意，又笑又气愤地说：气魄太小了。毛主席指出：“还关着干嘛，开个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每个人再发100块路费，都放回家去吧”。
这段"放了算了"的指示，令负责此事的同志们感到吃惊，也突然对毛主席感到更为佩服。他们不再需要"分类处理了"！
最终，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战犯（293名）得到特赦。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激动宣布：战犯管理所变成了我们的贵宾招待所，"战犯"变成了公民、同志。
一路走来，最初的926名国民党战犯，有的在服刑期间有的因病去世，有的提前刑满释放，有的经核实为投诚人员对待，有的另案处理，实际特赦的战犯总共有554人。
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554名国民党战犯特赦后获得新生，老有所养，老有所用，在祖国的社会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的还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为增强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添了不小的作用。而批准返台的10名将领，却因台湾的拒收，或客死异乡，或重回祖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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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国民党战犯的前后历史过程，长达三十年。这其中的艰辛故事，不仅让我们感受了党中央政策显示的现代执政理念，还感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第一代领导班子们的胸襟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