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
前言
1991年5月，一位已故红色间谍的女儿千里迢迢飞往美国纽约，看望在那里定居的张学良。故人重逢，亲切无间，张学良无比怀念地给她讲起了自己和她父亲之间深厚的交情。
回首那段久远的历史，无数的记忆像潮水一样一幕又一幕涌现在张学良眼前，他温情地、一件又一件地溯述着往事。
他还给这位后辈讲道，当年国民党内部有人要害她的父亲，宋美龄得知后怒火中烧，放话道：“你们动他，我就跟你们没完。”慑于宋美龄之威，才没人敢对这位红色间谍下毒手。
讲到这里，张学良颇为感慨地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
左一阎宝航之女阎明光
这位红色间谍是谁，他和宋美龄、张学良有怎样的交集？他身上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阎宝航与宋美龄、张学良的交集
这位红色间谍名叫阎宝航。
对于阎宝航其人其事，世人知道的少之又少。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错综复杂、波云诡谲的中国政坛上，阎宝航占据着非常特别和重要的地位，是当时声名显赫的焦点人物。
阎宝航是东北人，对东北这块土地怀有浓郁的乡土之情。由于都是东北人，阎宝航很早就与张学良相识，后来成为张学良的至交好友，张学良在政治上最亲近的幕僚之一，蒋介石、宋美龄跟前的红人，深受蒋、宋器重。
但是，不管有多少种身份，在那个外敌入侵、内部动荡的年代，阎宝航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对国家、民族有着深切感情的爱国者。他所求的无非是希望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3000万东北父老乡亲，以及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翻身得解放。
正是这份爱国心，指引着他后来成为一名红色间谍，走上了革命道路。
右一是阎宝航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举世震惊。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了南京。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采取报复手段，把张学良秘密软禁在了宋子文的别墅，剥夺了他的自由。
得知张学良被控制了起来，处于层层监视之中，阎宝航为他以抗日大局、民族大义为重，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感到痛心，也对他的安危深感忧心。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感觉到南京的政治空气正变得日益紧张，张学良的处境十分不妙。
张学良和阎宝航
12月28日，宋子文托军统头子戴笠有请阎宝航到府邸一叙。此时正心急如焚的阎宝航得知宋子文要找他，猜测一定事关张学良，便赶紧乘车前往宋宅。
阎宝航一进门，宋子文用手指了指沙发的一边，请他坐下，开门见山地说：“我同蒋夫人、张副司令已经商议妥，请你去西安一趟，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另外，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请他把扣在西安的五十架飞机放回来。要抗战嘛，飞机是离不了的。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飞机，明天你就动身。”
当时，国民党要员陈诚等人以及50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宋美龄、宋子文委托阎宝航专程到西安跑一趟，把信交到杨虎城手上，让杨虎城将人和飞机放回来。
说完，宋子文带着阎宝航来到张学良的房间，并自行走到一边，给了他们一个单独说话的机会。
看到曾经锋芒外露、气势夺人的东北军少帅，被囚禁在方寸之地，度日如年般地等待着一场命运的审判，就像脖子上悬着一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的刀，阎宝航的心里五味杂陈。
张学良
在形势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一切客套和寒暄都是多余的。阎宝航直截了当地问：“宋先生方才让我给西安传话，说你几天之内就回去，是不是真的？”
张学良神情中略带着疲惫和憔悴，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
阎宝航满脸忧愁地说：“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
张学良沉默了很久，动情地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
说完，张学良看到阎宝航脸上的神色还是不放心，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西安的方向，说：“他们若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阎宝航明白张学良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有东北军武将和兵力“撑腰”，蒋介石不敢对他怎么样。
但张学良现在毕竟前途未卜，如果放回陈诚等人以及50架飞机，就等于放弃了手里唯一的筹码。阎宝航觉得他的做法相当冒险，脸色变得非常凝重起来，压低声音说：“这怎么可能，你能回去吗？你能够相信你能回去吗？”
张学良笃定地点了点头。
许多年后，阎宝航向家人回忆他和张学良的这次谈话。他说，当时他被张学良对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动。
但张学良的胸有成竹，并没有减轻他心里的担忧。因为那时候，形势远远比张学良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对他极为不利。
阎宝航放心不下张学良的安危，搞不准蒋介石打算如何处置他。从房间里出来，他又去找宋美龄，想从她那里知道这件事到底会怎么收场，张学良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蒋介石和宋美龄
宋美龄对于阎宝航的到来并不意外，她摆出推心置腹的架势，对阎宝航说：“阎先生，西安这次差点就弄出了大乱子，委员长、子文，还有我都吃了苦头，现在总算是大乱初定了。你到了西安，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来。”
阎宝航口气很重地说：“夫人，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回西安，这有把握吧？”
宋美龄短促地笑了一声：“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来整汉卿呢？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呢！”
有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包票”，阎宝航接受了这个使命。
宋美龄和宋子文
12月29日，阎宝航乘坐飞机飞往西安，转告西安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已经做出了承诺，张学良不日就会回到西安。
宋美龄和宋子文，一位是蒋介石的夫人，一位是蒋介石的大舅哥，都是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人。西安方面认为他们的承诺是可靠的，便将国民党要员、50架战斗机放回了南京。
然而后来，宋美龄、宋子文的承诺就像一阵风，飘逝得无影无踪。张学良不仅没有平安回到西安，反而面临被审判的残忍命运。
宋美龄
1937年元旦期间，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将在军事法庭受审。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立即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宋美龄，要求他们信守承诺，释放张学良。
作为宋子文、宋美龄的委托人、信使，阎宝航只身前往西安，为他们传话给西安方面，言之凿凿地声称，张学良一定会安全回到西安。西安方面听信了他的话，才愿意放回国民党要员。
如今，张学良被释放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阎宝航一下子被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他觉得在这件事上，张学良被狠狠地坑了一道，自己也被当成棋子利用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奈和落寞笼罩在他的心头。
不久后，阎宝航决定启程回南京。
1937年1月2日，在“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为阎宝航设宴饯行，到场的还有周恩来。
由于此时张学良前途未卜，饭桌上每个人的心里都如同压着一块重重的石板。
阎宝航久仰周恩来的大名，但这却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而且是在眼前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在他刚刚经历了一次被政治戏耍的沉重打击之后。
清楚了自己对政治是多么外行的阎宝航见到周恩来，就像一位成绩差的学生见到老师，他颇有些望洋而叹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多指导帮助。”
周恩来
一回到南京后，阎宝航马上去见宋美龄、宋子文，毫不客气地质问宋家兄妹：“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面对阎宝航的质问，宋美龄、宋子文无话可说。
阎宝航将种种复杂的心情强压下去，他希望向宋美龄、宋子文取得一个保证，至少保证张学良不会有生命之忧：“你们要保证少帅的生命安全。”
宋美龄、宋子文本来就为张学良的事内疚不已，非常严肃地向阎宝航保证，张学良一定不会有生命之危。
见面快结束时，宋子文建议阎宝航自己去见蒋介石，加以劝说，他刚从西安回来，了解西安方面的最新情况，向蒋介石转达东北军、西北军希望释放张学良的强烈要求，也许会有奇迹出现，他对阎宝航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
阎宝航当即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责任，不应推卸不管。”阎宝航要求宋子文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宋子文没有拒绝的理由。
宋子文
当时，蒋介石人在老家浙江奉化溪口。
阎宝航抵达溪口后，很顺利地见到了蒋介石。他义正言辞地向蒋介石强调，必须立即释放张学良，否则就会落下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遭到天下人耻笑。然而，他的话没有说动蒋介石。
蒋介石
过了几天，阎宝航又来到溪口，蒋介石索性连他的面都不见了。阎宝航没有放弃，第三次又来了，蒋介石依然避而不见。
1937年2月，阎宝航又来到奉化，蒋介石仍然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阎宝航明白，蒋介石的决定很难改变，转而提出想见见张学良。蒋介石不好再推拒，允准了他的请求。
早在1937年1月初，张学良就被转移到了孔祥熙的别墅，后又被转移到溪口，被关在溪口镇一家招待所里，由一个特务队看管，招待所在雪窦山的西面。
许多年后，阎宝航仍然记得那次见面的情景。那天，雪窦山上白雪皑皑，一派寒冬景象，阎宝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大雪中，去看望被关押在这里的张学良，一路上都有一种凄凉、怅惘之感。
张学良
再次见到阎宝航，张学良百感交集。阎宝航把外面的情况给他讲了一下，张学良指了指不远处的看守，让他少说一些，他不希望连累阎宝航。
那天，阎宝航和张学良都有满腔的话想要倾述给对方，但又怕特务听见，两个人只能把那些话搁在心里，说一些日常的话。
1995年，在美国纽约，张学良对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说：“我不能够听你父亲讲，我知道他心里装满了我，我怕因为我，你父亲遭到同样的不幸。他还要留下来，他要代替我去抗日，打日本人。所以我叫他不要讲话。”
说这些话时，张学良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临告别时，阎宝航宽慰张学良：“汉公，为国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吧。”情之深切，意之难舍，溢于言表。
阎宝航离开时，外面的雪下得很厚。张学良一路把他送到门口，然后孤独地站在雪地里，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开。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谁也不曾料到，这竟是阎宝航和张学良的诀别。
成为红色间谍
后来，阎宝航成为一名红色间谍，但他与许许多多红色间谍不同的是，国民党内部对他身份的怀疑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许多年的岁月里，他始终在被怀疑中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从事情报工作，处境可想而知。
1937年9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阎宝航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一直在单线和他联系。
阎宝航
1939年，阎宝航带着全家人搬到了重庆，在重庆设立了情报机构和无线电台，依靠自己在国民党高层中广泛的关系网，开展情报和密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阎宝航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以及大同银行、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等之类的职务。他以上述职务为掩护，从事党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使许多著名民主人士站在同一条革命战线。
由于阎宝航深受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信任，而且他交友广泛，朋友遍布重庆政界、军界、商界、学界、文艺界等各行各业，因此他能够接触到国民党内部级别非常高的机密，他提供的情报极具价值。
第二排左二为阎宝航
除了情报工作，阎宝航也关心同胞们的疾苦。40年代，大量难民从东北逃难来到重庆，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阎宝航为救济东北难胞做了大量工作，并动员了许多东北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为了革命的胜利，阎宝航竭尽所能，倾其所有，把子女都引上了革命道路上。他的大女儿阎明新、二女儿阎明英，大儿子阎明新，二儿子阎明智都在他的号召下，义无反顾地前往延安，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阎宝航一家
无论是南京时期，还是武汉时期，又或者是重庆时期，阎宝航始终把自己的家当作共产党人、爱国人士的避难之所和安身之所。
被中外特务全城搜捕的共产党员，渴望走上革命道路的有识青年，正被当局通缉、生死悬于一线的民主人士......他们聚集在阎宝航家里，这里是他们的“避风港”，是他们畅谈革命前景的“理想国”。
陶行知、李公朴的妻子和子女都曾在阎宝航的家里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以逃脱国民党政府的追踪。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也是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这里和民主人士会面，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在阎家子女的记忆里，经常夜里他们睡得正熟，突然进来十几个人借宿。由于床铺不够，他们自家人就在地上打地铺，把床让给客人，有的客人只住几天，有的甚至要住上几个月、一年，每次吃饭要两三张桌子才够。
阎家孩子多，一家总共八、九口人，都靠阎宝航的薪水养活。虽然阎宝航工资高，但要维持一家人的开销，还要张罗客人吃住的花费，每个月依然紧巴巴的。
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阎宝航的妻子高素就把家里值钱的宝贝拿出来，带着孩子们到街上卖掉换钱。
阎宝航一家人以极大的热情和无私，给遭遇生死威胁的革命者提供了避难所，带去了支持和温暖。
情报工作总是伴随着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坠入万丈深渊。自从参与到情报工作中来，虽然有蒋介石、宋美龄坚定的信任，少了不少麻烦，但阎宝航和国民党左派走得近，还把子女们都送到了延安，国民党内部不止一次对他的身份表示过怀疑，也不止一次地用各种手段调查过他。
阎宝航在重庆的寓所重庆村17号的外面，经常有特务在暗中监视，也经常有特务以搜查的为名到院子里纠缠。
有一天，阎宝航和同志们一边打麻将，一边秘密讨论情报工作，突然一批特务闯进来要“打击聚众赌博”。阎宝航报出了戴笠的大名，特务们才灰溜溜地离开了。
在一次国民党的会议上，时任国民党社会部部长的谷正纲毫不遮掩地说：“阎宝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给共产党利用了。”
然而他们空有怀疑，却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只能把怀疑藏在心里。
阎宝航长期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的身边处处暗藏着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有灭顶之灾。阎宝航对自己的处境很明白，但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只关心怎么获得更准确的情报。
1946年9月，阎宝航的身份暴露，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他和全家人被秘密送到东北，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1948年2月，辽北省政府成立，阎宝航担任辽北省主席，继续为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1952年，阎宝航共产党员的身份得以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