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忽然接到电视台来电，说要就恢复高考四十周年做个采访，后来就陆续看到了我和王海龙兄、傅岩兄等同学接受采访的情景，对傅岩兄的采访尤其令人动情，是对四十年风雨历程的深情回望。这次采访唤起了我对于当年参加高考以及之后大学生活的深切回忆，也增加了会同在校同学发起中文系77级同学入学四十年纪念活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和大家的热情参与，在第一号通知发出大约一周之后，我们就联系上了几乎全部同学，并且得到了大家对于纪念活动的积极响应和各种建议。这是对于我们筹备组的巨大鼓舞，坚定了我们组织好这次活动的信心。
一、改变命运的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国家来说，是走出“文革”迷途，致力拨乱反正的战略之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则是改变命运，转换人生的关键转折。富有戏剧性的是，尽管考大学、上大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热望，但是当人生的第一次大考真正来临时，我们竟然只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当时的我是在铜山县拾屯公社杨西大队插队务农的知青，是父亲辗转来到我所在的知青点，告诉我恢复高考的消息。虽然我们知青点的战友们普遍感觉时间来不及、复习没条件，不打算当年就考，但我还是下定决心报名应考，当时的心态是相信自己的学业基础，即使当年考不上，也可以为来年再考积累经验，并没有打算背水一战，务求成功。更大的考验是短暂而艰苦的复习时光，没有复习资料、没有高考补习班、更没有老师精准的考前辅导，我所在的生产队也没有允许知青脱产复习应考的优待，只能短暂地请几天假回城找老师请教，更多的还是在劳动之余的午间和晚间用来复习。在通过了初试筛选之后，我还必须上水利工地，参加开挖徐洪河的工程。几年前，我曾经应约为地方政协文史委出版的知青资料专辑写过一篇文章《广阔天地里的青春记忆》，其中有一段对于当年高考备考阶段“上河工”的描写，兹摘录如下：
我在插队期间参加了两个冬天的河工，那是按照地区行署的统一部署去开挖徐洪河。我们坐着拖拉机一路颠簸到工地，就在河岸旁边安营扎寨，搭起窝棚。因为天气冷，我们要两个知青合睡一个被窝，把两个人的被子都盖上才能扛得住。就在备战77年高考的关键时刻，我仍然在水利工地上，白天干活，晚上秉烛而读，学到深夜。困乏至极，才真正体会了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毅力。
在如此困难的备考条件下，我走进了最终的考场，当年我的考场在铜山县郑集中学。寒冷的冬天里，我只身带着行李卷来到郑集中学，没有宿舍给我们住，就是在简陋的教室里拼起课桌，还要和同伴一起“抱团取暖”才能挺过没有火炉和暖气的夜晚，连基本的盥洗设施也不完备，一切都要自己克服。这样的艰苦条件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斗志，下决心发挥水平，考出好成绩。当我看到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是《苦战》时，不仅想到了那是出自叶剑英的诗句“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而且更多地想到了自己的备考历程，那就是最为鲜活生动的苦战情景！我感觉这个题目特别能够激发我的写作欲望，有太多的真情实感要表达。我写的就是在水利工地上苦战的经历和感受，有了实际体会的写作就少了无病呻吟，凭借真实的体验就顺畅完成。四门课考下来，感觉基本发挥了水平，没有留下多少遗憾。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当年在初试之后还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仅仅录取了20多万人，经过扩招后，录取率还是不足5%。那才真正叫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从那之后，郑集中学似乎与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每一次路过铜山郑集中学附近，都会想到那是我改变命运的地方，算是我的福地。1977年的高考，我所在的大队知青点，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最早离开了那个让我认识社会，锻炼成长的地方。下面的照片就是我们知青点的战友与大队领导及老乡的合影。
我深切地感受到，恢复高考的当年就勇于站出来参与竞争，检验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基础，而且是个人的意志品质和拼搏精神，是勇于挑战自我，实现人生理想的生活态度和进取精神。这是我们77级同学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四十年来，“苦战”一直是萦绕于我们心头的精神底色，构成了我们自我激励，奋发进取的心理动力。后来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中，我曾经应学生工作处的邀请，以《苦战：我的青春故事》为题，向当今的大学生生动讲述我们曾经的高考和我们的大学生活，虽然时代变化了，条件不同了，但是这种拼搏奋斗的精神依然能够打动如今的大学生。
二、美好的大学时光
对于母校的历届校友来说，我们77级的大学生活，也许是最生动丰富，具有故事性乃至戏剧性的生活。这一方面因为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浪潮，经历了那个年代的许多历史事件，也创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校园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幸得到了当年徐州师院一批名师的亲授嫡传，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当我们看到连南京大学的研究生都要来我们中文系申请硕士学位时，这让我们有了一种底气：虽然我们没有入读名校，但我们是名师教出来的学生！后来我们中间一批人在学界崭露头角，赢得良好口碑，更多同学成为单位栋梁就是明证。
——难忘老师风采。光阴荏苒四十年过去了，当年老师的授课情景似乎仍然历历在目。廖序东老师那湖北普通话的抑扬顿挫，板书的一丝不苟；吴奔星老师那诗人般的激情和生动的表达；王进珊老师讲授宋代文学时的“民国风”做派，还有让其研究生吴敢为我们朗读《人民日报》所发艺术家赵丹的绝笔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时的神情；李建钊老师逻辑学课上的福建普通话；李成蹊老师古汉语课程的严谨细致以及难懂的靖江方言；邱鸣皋老师讲授先秦文学时生动的课堂氛围；吴汝煜老师讲课的深厚扎实；朱宏恢老师课堂上的宏亮嗓音；邓星雨老师讲授杨朔散文“那是浪花咬的”，表情生动；徐丽芳、顾莉莉、巫岭芬老师亲切绵软的南方普通话；张梁老师讲现代文学史如数家珍；印锡华老师的美学课为我打开了后来专业发展的一扇窗。还有韩云彤老师讲的戏剧文学；高树森老师模拟的“壕堑战”；刘洪甲老师的写作课，当然还有袁宗亮老师马列理论课上的滔滔雄辩；臧云浦老师历史课上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老师们的讲授内容已经淡忘了，但是上课时的音容笑貌，神情姿态依然记忆犹新，成为我们大学生活的鲜活内容。
——难忘同学情谊。我先后有过两位“同桌的你”：兄长孙敦光、兄弟张勇，他们都曾经给予我真诚的关心帮助，我们结下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记忆中的班长刘健，他长我十岁，是我们公认的“老班长”。还记得关于他的三个情景：一是为我们宣读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每天“战报”；二是早晨催促大家出操时的大嗓门和重重拍门；三是在教室里自修英语时大声朗读。还记得大学期间的结伴出游，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劲头十足地一路攀登，直抵南天门，然后黎明即起，静候泰山日出。大三的暑期中我还随朱其训、张勇去了东海、赣榆、连云港，经受了海风海水的沐浴。当然日常更多的是早晨与车先俊、戚玉成、苏顺强等同学一起去淮塔长跑锻炼，也曾经爬云龙山登高望远，放飞心情，寻觅诗意。当然也有晚上看电影迟归，校门已锁，索性爬门而入的经历。现在想来人们说，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诚哉斯言！
——创造校园文化。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敢于挑战话剧表演，以一个班级的力量就先后排演了经典话剧《雷雨》、新编话剧《于无声处》和《屋外有热流》，孙秀华、赵桔、伏义洁、徐明、张建国、张明辉等同学展现表演功底，尽显舞台风采，令全校学生刮目相看。许多年后我把中文系的学生话剧社命名为“雷雨剧社”，就是纪念我们当年所创造的校园话剧文化。此外，我们还编辑油印文学期刊，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体育活动，张建国的诗朗诵《团泊洼的秋天》，李连军、李绿涛合作的外语朗诵，王小铁、许凤云的美妙歌喉都曾经是校园联欢的保留节目。还有徐明、李晓辉的诗歌创作，封立华兄的音乐创作，体育场上张宏生的“三级跳”、马宏的长跑等等，都为班级乃至年级增添了荣誉。
——树立学习风气。因为我们经历了生活的磨难才上了大学，所以77级同学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家在学习上既相互鼓励，也友好竞争，形成了良好的学风，为后面几届学弟学妹树立了榜样。78级、79级、80级入学后，系领导都曾经安排我们77级的同学为他们介绍学习经验。我们的老师在我留校工作很久之后还多次提到当年77级同学的勤学善思，刻苦自励，说到虽然有的同学年龄大，家庭负担重，但是并没有放松学习的要求，也显示出很好的学问根底。他很珍惜和我们一起共同探究教学，研究问题的时光。连张集农场的负责人也曾经说到，我们77级同学是历届去农场锻炼的学生中表现最好的，能吃苦，守纪律，会干活，集体观念强。我们都很重视每一门课程的学习，课内课外抓得很紧，当然对于成绩也很看重。此外，我们还积极参加教学基本功比赛、纠正错别字比赛以及各种实习实践活动，抓住机会听学术讲座。那个时候学校的学术活动不是很活跃，但我们还是听了一些名家讲座，见识了学术大咖的风采。大四时我们还尝试举办了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印制了厚厚的论文集供大家交流，展示了我们的研究热情和研究水平。当时学校的图书文献资料还不完备，但是图书馆的老师会很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记得我在大四时做郭沫若的诗歌研究，需要借阅一本1922年出版的《三叶集》，图书馆的老师历经半个月的努力，终于用“馆际互借”的办法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我借来了这本书，为我完成毕业论文创造了条件。
记忆中的大学生活还有很多故事，近期大家在微信群里分享了许多“老照片”，唤起了我们对当年师生情、同学情和学习生活的温馨回忆。相信在这次征文活动中，我们会读到更多精彩的回忆篇章。
三、见证母校的发展历程
大学毕业后，我们一批同学留校任教，参与了母校的建设发展，直到退休或者接近退休的年龄，算是为母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母校从徐州师范学院到徐州师范大学（1996）、再到江苏师范大学（2011）、再到成为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2014）、再到列入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序列（2017），将要进入全国高校百强行列的艰难困苦、砥砺奋进的发展征程。从当年我们在校学习时期才一千多人的办学规模，到如今近三万在校生的泱泱大校；从当年仅有6个师范专业，到如今拥有82个本科专业、28个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学科专业覆盖11大学科门类的办学格局；从当年仅仅省内招生，限于师范，到如今招生扩大到22个省，留学生来源国15个，拥有独立学院（科文学院）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江苏圣理工学院）的国际化发展态势，从当年以教学为主的师范院校，到如今成为教学科研并重的综合性大学。四十年来的发展壮大，自立自强，凝聚出“厚重笃实，艰苦创业”的校园精神，也凝结着我们77级同学为学校发展而奋力拼搏的汗水和心血。2008年底，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光明日报》设立了专栏，约我就个人成长和学校发展谈谈“我的亲历”，我借此机会回忆了我们77级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活，深切感怀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人生转折和成长机遇，文中谈到：
一个学者的30年和一所大学的30年，作为生动的个案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从一个微小的侧面映现着中国思想解放，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
从25岁时留校任教，到今年满60岁，我已经在母校服务了35年，经历了从教学到行政、从中文系到校机关的多次角色转变，在基层和学校班子的多个岗位上经受了锻炼。特别是从2002年4月我担任校长，一直到今年7月，我卸任党委书记，一共15年时间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为母校服务，个中的甘苦自不待言，而参与和见证了母校的发展历程也是我最为难得的人生经历。我要感谢孙秀华、张仲谋、段作章、车先俊、王小铁、朱存明以及张卫中、傅岩、王强等在校同学给予我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也要感谢离开学校的各位同学在不同的岗位上对于我和母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今年7月11日，在宣布我离任的大会上，我做了告别感言，其中说到，“对我来说，能够一辈子为母校的建设发展而贡献力量，能够见证母校一路走来的风雨征程，的确是一种幸福，一种荣幸，也是一份使命和责任。在我们身上，肩负着上级领导的信任和重托，承载着师生员工和数十万校友对母校更好更快发展的期望，激荡着广大校友爱校荣校的浓浓情意。每当想到这些，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懈怠，唯有不懈奋斗，勇往直前！”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是对母校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四、永远的77级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有了所谓“新三届学人”之说，注意到了这三届毕业生的特殊性，认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格局中，77、78、79级大学生必将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其中77级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又在“新三届学人”中起到领军作用。回过头来看，我们77级在年龄上从“40后”跨到了“60后”，在个人经历和知识功底上也各有不同，甚至有一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但是我们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立志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贡献的家国情怀是共同的，我们勇于担当重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共同的。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也使我们更加能够脚踏实地。从某种意义上说，“77级学人”仿佛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必将留下独特而深刻的印记。如此说来，“77级”是不可复制的，永远会以其独特性而被后世言说。
2008年4月，我们筹备中文系77级同学的第二次返校联谊活动，大家建议将当年的语文试卷作文题《苦战》刻为石碑，作为高考三十年纪念。由孙秀华、车先俊筹划，得到了时任科文学院院长李庆军学长和后勤处曹旭光处长的支持，我们选择校园半山位置，建立了“苦战碑”景点。我为景点手书了“苦战”二字，马啸同学特地从山东运来三棵珍贵树种五针松。记得当年聚会时，许多同学在“苦战碑”留影和合影，大家认为这个景点道出了我们共同的感受，后来也不时关心这个景点的维护。如今，三棵五针松已经长大许多（如图2）周边绿化也更加完善，“苦战碑”作为77级学人的精神象征也已经成为母校进行校史和校风教育的形象载体，经常出现在校内各类媒体上。
“风雨多经人未老，关山初渡路犹长”。如今，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年过花甲，事业的充实和辉煌仿佛已经是过去，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回忆过往的师生情谊和同学情谊，也应当依托现代通讯技术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期待着与大家再次相会的时刻，也祝福我们大家的未来生活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