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抗日英雄谢晋元的真实的死因，很可能上不了台面

谢晋元是谁呀？那是国共都推崇的抗日英雄。

老蒋赞誉其“精忠贯日”。

毛主席在1938年10月12日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八百壮士”是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

全国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建了谢晋元墓，并将“孤军营”营房遗址所在小区命名为“晋元里”，以示对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的敬仰。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八百壮士”与“狼牙山五壮士”等并称为“英雄群体”，被誉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2014年9月1日，谢晋元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

2015年，谢晋元被民政部正式批准追授为烈士。

对于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一些网民甚至将其奉为神明。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允许质疑神明，不允许神明有污点的。

关于神明那些不怎么中听的话，甭管是否属实，甭管在不在理，很多人心理上都难以接受，更遑论暴露其阴暗面了。

如果一些负面的事情着实无从回避，难以辩驳，那么引述鲁迅名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这样一顶大帽子扣过来，连消带打，几乎百试不爽。

然而，讳疾忌医，为贤者讳，这当真是研究历史、汲取前人教训时应有的态度吗？

回归正题。谢晋元于1941年4月24日逝世。根据多方文史资料的整理，笔者归纳出其被刺经过如下：

24日清晨，当“孤军营”大部分官兵正在出操时，张文卿、郝精诚分别持三角刮刀，尤耀亮握着短棒，张国纯端着铁镐，四人一同冲进了谢晋元的寝室。

此时，谢晋元的勤务兵李士德听到动静后也迅速赶到，目睹四人正在行凶，立即狂奔出门大声呼救。连长上官志标闻声而动，第一个赶到现场，正巧遇见满手鲜血、杀气腾腾的四名凶手从谢晋元的寝室冲出。

凶徒已杀红了眼，见上官志标试图阻拦，便连刺他六刀。随后，其他赶来的官兵将四名凶手制服，但他们毫无惧色。

其中，郝精诚面对数百名愤怒的官兵，大声叫嚣：“不杀掉谢某，我们就永远没有自由，你们不要犯傻！”愤怒的官兵们正准备将四人殴毙时，连长雷雄及时制止，表示要先审问出幕后指使和同党。最终，四名凶手被移送至工部局，由租界法院审理此案。

在庭审中，四名凶犯异口同声指控：“谢晋元贪污社会各界捐款，克扣士兵军饷，将钱据为己有，导致营中待遇恶劣，伙食不足，生活困苦，因此我们才愤而将其杀害。”

在谢晋元之子谢继民所撰写的《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中，提到4名凶手在法庭上的供词，称他们杀人的动机是“待遇不佳、饮食不足、外界捐款未公开”。尽管表述显得更加委婉，但其含义大体相同。

然而，当时的社会普遍对此置若罔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法接受这一观点。民众普遍相信的说法是：“日伪当局用高官厚禄收买谢晋元未果，恼羞成怒，趁孤军营举行体育比赛之际，派遣汉奸潜入营地，买通张文卿、郝精诚、尤耀亮、张国纯刺杀谢晋元，并承诺事成之后每人将获得1万元赏金。”后世有关谢晋元的文章，往往也引用这一说法。

不可否认，曾有史实记载，汉奸陈公博曾亲自邀请谢晋元担任伪“上海保安第三总队”总队长一职，汪精卫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派人送上聘书。

然而，谢晋元却始终以坚定的态度严词拒绝。这位民族英雄的铮铮铁骨与高尚气节，确实令人敬佩。

然而，谢晋元死于汪伪政权雇凶暗杀的说法，真的就不需要推敲和探讨了吗？恐怕未必如此。

几点思考与探讨

谢晋元的孤军营在军事上虽无关紧要，却具备独特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敌我双方都在围绕孤军营大做文章。

如果谢晋元不幸遇难，民众首先联想到的一定会是日伪的加害行为。对于那些试图利用孤军营和谢晋元来争取民心、粉饰门面的日伪来说，这无异于“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个黑锅他们都得背。那么，汪伪政权真的会愚蠢到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敌人向来愚蠢，若非愚蠢也不会逆天而行，最终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下来，第二个疑问：既然汪伪政权想要杀害谢晋元，且能够派遣汉奸混入孤军营收买刺客，为何不直接让混入孤军营的汉奸下毒或开枪，之后趁乱逃走呢？

这样一来，事败或泄密的可能性显然比收买孤军营士兵要小得多。毕竟，没有人能保证一接触孤军营士兵就一定能成功收买他们，更何况即使收买成功，也无法确保他们在关键时刻不会反悔，或在事发后保持沉默。

第三点，既然四名凶手在租界法庭上坚称他们是出于泄愤而杀人，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不知去向，那么，关于汪伪政权收买他们谋害谢晋元的说法究竟有何依据？

是否存在能够佐证此说法的日伪档案资料？

或者，战后在审判中，负责行贿的汉奸提供了相关证词？哪怕是有知情汉奸的证言也可以。然而，笔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直接证据。

第四点，也是最让笔者困惑的一点是，假设退一万步，4名凶犯确实是被汪伪政府用金钱收买，那么他们与谢晋元日夜相处，完全有机会选择不易被察觉的暗杀手段，比如投毒，这样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任务，又能全身而退，之后享受每人1万元的不义之财。

然而，他们为何偏偏选择了公然行凶？

更何况，行凶的时机也不是在深夜大家熟睡时偷偷潜入谢晋元的寝室，而是在大家出早操时进行。这种时刻动手，极容易被人发现，一旦被察觉，如果没有强力外援立即接应，这4名凶犯根本无法逃脱。

众人若发现谢晋元被害，不管平时有什么矛盾，此刻必然会群起而攻之，凶犯很可能会丧命。

那么，四名凶犯是否具备预知未来的能力，能够提前知道连长雷雄会以“追查同党和幕后指使”的理由，阻止众人对凶犯的殴打行为呢？除非雷雄本身就是他们的同伙，否则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然而，1941年6月，已担任524团团长的雷雄在上海《正言报》上发表文章，反驳了四名凶犯在租界法庭上陈述的杀人动机。由此看来，说雷雄是这四名凶犯的同党，完全没有依据。

凡是叛变者，凡是能被收买者，皆是贪图苟活、畏惧死亡之人。若谢晋元遭汪伪政权雇凶暗杀，凶手必定会精心考虑，并选择最佳的作案方式与行凶时机。

说凶犯智力不足，只会蛮干，这在只有一个凶犯的情况下或许还说得通。但若“谋杀4人团”同时失去理智，这种可能性实在太低，难以令人信服。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因此凶犯才会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然而，即使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也必须有某种诱因。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撇开情感因素，仔细审视4名凶手所供述的杀人动机，那么这种动机真的具备成立的可能性吗？

是否涉嫌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