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在如今这个时代，“能者多得”似乎成为了内卷化的核心。其背后，是人们对优绩主义的秉信不疑。但在这层法则之下，却是中产家庭和精英家庭都难以言说的重压。优绩主义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陷阱？中产家庭和精英家庭又是如何被卷入漩涡中的？
文丨Luna 编丨袁梓曦
“一个人的优势或成就理应来自其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非世袭的社会阶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写下的“优绩主义”的理念，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
图源《纽约时报》（Monica Jorge）
优绩主义所追求的，是回报与个人努力和才能相匹配，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抱负跻身精英阶层。
然而，这看似美好的理念却在大环境中悄然发生转变。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发现，自己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理所应得”。
而丹尼尔·马科维茨看到的则是中产家庭的“全面落败”——
即便大家同样遵守规则，但中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会输个富人家庭的孩子，在职场会输给名校毕业生，优绩主义已然变成了中产家庭努力向上的阻碍；
与此同时，精英阶层也不好受，他们在优绩主义的影响下，陷入了高强度内卷和内耗，为了保持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得不终身竞争；
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也让美国社会陷入种种不安因素之中……
在马科维茨看来，在弊端和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公正的问题，更是关于我们如何度过自己一生的问题。
前后耗费十五年，他将自己的观察、研究和思考集成于《精英陷阱》一书。
“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症结的诊断没有攻击任何人，但的确会引发每个人的不适，但它同时也会带来治愈的希望。”
“消失”的中产家庭
在书的开篇，马科维茨回顾自己的求学、工作之路，其实还是优绩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1987年夏天，在优绩主义理念开始流行之际，他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而后进入耶鲁大学本科。
在那之后的近15年，他又先后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一路拿到了一串学位。
而他法学院的学生们也让他想起这样一段传承：名校毕业、工作体面的父母，尽心尽力培养孩子进入顶尖院校，老师们又给予孩子们未来人生的优势。
然而，马科维茨认为，优绩主义的内在逻辑——大学根据学业成绩来择优录取，雇主根据才能高低来聘请雇员——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发展的不平等。
随着时间推移，他也真真切切地观察到，中产家庭正被排除在外：
在竞争激烈的大学中，来自收入分配前25%家庭的学生，与前25%~50%或后25%~50%家庭的学生人数比例大致是6：1；
在顶尖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来自全美收入前1%的学生人数比来自收入靠后50%家庭的学生人数加起来都要多。引用:wwp.hphywl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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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家庭
之间教育支出的比（5年的移动平均线）
马科维茨在研究中发现，在申请精英大学的过程中，中产家庭孩子的“闯关难度”和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差不多。
而去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aj Chetty的论文，揭露的情况还要更为残酷：
中产家庭中，SAT/ACT成绩达到前99%的学生，只有10%就读于藤校，而在家庭收入前1%的家庭，这个比例高达40%；
在以家庭年收入为横轴的图表上，中产家庭孩子的录取率跌入谷底，成了几乎“消失”的群体。
一位匿名的藤校招生主任表示：“我们的分布严重偏斜，有很多接受佩尔助学金的孩子和很多不需要资助的孩子，而没有居于中间的孩子。”
同样的情况也在职场中上演。
各行各业都越发看中精英教育所培养的技能。从专科医生，到金融专家，从管理顾问，到精英经理人，这些岗位通常每年的酬劳高达数十万美元，也都需要拥有顶尖学位。像顶尖律所甚至只会雇用“哈耶普斯麻”这类名校法学院的毕业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需要中等技能的岗位在减少，甚至消失。
中层管理这个岗位不需要了，亚马逊通过算法就能指挥取货员安排整理货物，不再需要仓库管理员；
大型公司的CEO们越来越习惯于向外部顾问寻求帮助，而不是从内部中层管理那儿；
中等技术工人没有了，在制造业，取而代之的是机器人和负责编程设计、管理自动化的高技术人员；
独立的小型商店越来越少，零售业中大型连锁店越来越多……
常规技能与非常规技能工作岗位
所占份额的百分比变化
在马科维茨眼里，工作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
一类是光鲜的工作，可以带来高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并不代表工作本身一定有意义；
另一类是暗淡的工作，不能提供即时回报，也看不到晋升机会。
在优绩主义的制度之下，原本属于中产的工作机会正在被少数光鲜的职位和大量暗淡的职位替代，中产家庭的收入几乎陷入停滞。
马科维茨列出了几个数据：1975-2016年，全美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增长了2倍，但全美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增加了1/10。2000-2016年，全美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上涨过。
当忙碌成为一种荣誉
内卷成为必然
除了在机会竞争中落于下风，马科维茨还提到，中产们往往要背负巨大的思想压力——“他们不成功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
因为优绩主义不仅把成功仅归结于个人的勤奋努力，还把忙碌变成了一种被看重、被需要的标志。
但，这是事实吗？
勤奋努力，当然是积极的品质，但想要获得成功，往往是多个因素的叠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父母们在教育上猛砸钱，才有了孩子们通往成功的通路。
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对子女
在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投资比较
从婴幼儿时期，精英、富裕家庭在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投入就超出其他人不少：
一是父母投入的时间多。整体来说，和仅上过高中的父母相比，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每天在教育上会多花费一个多小时。有些家庭，甚至有父母选择在家全职“鸡”娃。
二是注重培养情感技能，比如开放、自信、自律和坚韧等。很多研究都显示，相较于中产家庭，富裕家庭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会更多和孩子袒露情感，积极互动。
三是为私立个性化教育投入重金。有的幼儿园夸张到录取率只有5%，以至于催生出了“教育顾问”的职业市场，专为4岁孩子准备入园申请。
四是舍得为孩子进行课外投资，包括学业补习、兴趣特长。《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过，曼哈顿一对夫妇为13岁喜欢烹饪的儿子聘请了专业厨师做老师。最终，这位少年在厨艺大赛中捧回奖牌，开创了自己的餐饮事业。
而除了父母的投资，优绩主义带来了一种“害怕失败”的心态。就像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说的：“我所接受的教育对我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我拥有多少，还取决于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拥有多少。”
马科维茨认为，正是优绩主义的暗中影响，让现在这些身处精英群体的孩子们“比别人优秀，还比别人更努力”。
耶鲁大学大学院有70%的学生说自己备受心理健康问题困扰；
顶尖研究生院，几乎所有学生都愿意“一周花15小时完成一项没有意义，但能获取就业优势的任务”……
曾经，藤校被认为是富家子弟镀金的所在，但如今，已然成为争夺和保持精英地位的公开战场。
这样的心态也一直延续到精英们的职场较量。勤奋努力和超长工作已经被视为精英特质，忙碌本身被视为一种荣誉勋章。
一位律师曾分享，自己“不忙碌”的一天从早上9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45分结束，“忙碌的一天”则是从早上7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近4点。
而且，工作时长并不会也因为资历增长而减少。公司也用“晋升或离职”的策略，淘汰表现不佳的员工。
同时，闲散安逸被视为是一种失败者姿态。投资银行的银行业者会抱怨“外面”的人，“下午五六点就下班，午餐能吃上一个小时”，一点也不像“他们那么有内驱力”。
即便他们自己其实正因为这样的内卷与竞争而疲惫不堪：
拥有硕士学位的职场人种，男性平均每周加班近12小时，女性近15小时；
在一年有260天日照的加州，有基金会的员工普遍因日晒不足而缺乏维生素D……
各收入阶层的每周平均工时（10年的移动平均线）
在书中，马科维茨笔锋犀利地写道，
精英是由他们的成就构成的，因此精英身份从一个人的享受变成了他的一切。在成熟的精英体制中，学校和工作如此深入地主宰着精英生活，以至于他们无法将自我与地位区分开来。
一旦放手，那么不仅自己，孩子的成长也可能因此崩盘。因此，优绩主义下，人们宁愿抓住悬崖艰难攀爬，也不愿被推下去。
优绩，是神话，还是陷阱？
在优绩主义思想的浸润下，每一个新步入这个“精英圈子”的人，都要学习这个模式下的规则。但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良好。
在大学，往往需要获得资助的学生做一些勤工俭学的工作，而这类工作往往被视为是低人一等的。其实，很多接受资助的学生，家境倒也没到一贫如洗的地步，也从未经历过勤工俭学。
一位接受经济援助的耶鲁大学学生向校报记者说：“耶鲁大学有一种让你做不喜欢的事还要心怀感激的能力，像是处理办公室杂务、在图书馆帮忙等。这些工作我都不想做，但又不能不做，谁让我没那么有钱呢，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
这种透着一股自怨自艾的抱怨，让这个学生无法企及的阶层地位更加凸显：身为一个圈外人，她无力负担起同龄人或老师期望她过上的生活。
在马科维茨看来，虽然曾经的贵族体制下的等级制与世袭制被摧毁，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优绩主义下的等级制与世袭制。
就像桑德尔说的，优绩主义暗含的对于“成功者”的判断，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副作用：高学历几乎自动与“精英”挂钩，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则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的尊重。
“当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失宠时，文凭主义成为最后一个堂而皇之的偏见。”
甚至大学本身也处于这种矛盾之下：既希望能够接受和肯定来自工薪或中产阶层学生的背景，同时又无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拆除优绩主义等级制度。
但要论有没有可能改变这样的现状，马科维茨依旧对教育给予了厚望。
优绩主义之下，中产渴望更多机会，而被“榨干”的精英群体，也渴望从高强度的竞争中解脱。因而，谁都不可能单独跳出优绩主义。一个服务于所有人的社会，应该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价值。
一方面，教育应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大学理应是培育良好公民、启迪智慧的所在，而不是钻营“精英圈子”的“资格认证机构”。
普通家庭的孩子需要更多的机会接触优质资源，而不是被极低的录取概率、难以负担的学费、格格不入的文化环境绊住；
而富裕家庭的孩子们，也需要从过度的、密集的教育培训中解脱。
在哈佛前不久公布的2028届新生信息中，可以看到
约55%的新生会得到基于需求的经济援助，他们平均每年仅需支付学校15,500美元；
23.4%的学生得到了费用全免的资格；
对于家庭年收入85,000美元以下的学生，还将在大三收到2,000美元，作为毕业后新生活的启动资金。
尽管这样的改变很微小，但也是希望的火光。
另一方面，职场也需要更多“中间层”。一些改革也已经在路上，比如华盛顿州正在尝试雇用中等技能的法律技术人员而不是拥有超高技能的法律技术博士，来提供常规的法律服务。
正如马科维茨所说的，优绩主义耀眼的光芒让人难以看清它的陷阱，制造出虚假的骄傲与怨恨。但在一个好的社会，成功的定义会重新得到审视，唯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找到那条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