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上海“一月夺权”的胜利，全国其他地方相继发生夺权运动，原本只在文化领域掀起的这次运动蔓延到了工业领域。由于“康平路事件”开启了武斗，致使原本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将收尾的运动，又继续往前推进，并且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夺权过程中引发的乱象，需要有一股力量来维护稳定，由此这场运动蔓延到了部队。
时间轴：1967
上海“一月夺权”之后，夺权之风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
已经蔓延到工业领域这场运动，因为工人参与夺权而出现了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的情况，也因此出现了“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失控状态。
夺权之后的上海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老人家认为上海公社的名称不好，认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在1967年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既然有夺权，必然在夺权之后要建权，原来的权力机构被取消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便是对原来权力接管后的新组织，革委会内部实行革命干部代表、军队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三结合”体制，以尽快结束“乱”，达到“治”的效果。
这就是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夺权势必引起“乱”，夺权来自“乱”；另一方面夺权之后又要“治乱”，抑制“乱”的局面。
由于运动在全国蔓延，各领域受到冲击，造成工农业生产下降。于是中央曾先后于1966年12月9日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又于12月15日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工厂企业、科研单位和农村生产队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来带动生产的发展。
然而原来的权力机构被颠覆，新的权力机构在领导和管理上没有达到预期，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危机。
无论是“当权派”还是“造反派”，人人都要吃饭，这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当时各领域都忙于夺权和互斗，能够维护生产任务的组织就只剩下部队。
1967年初，鉴于运动可能影响即将开始的春耕生产，中央于2月20日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努力，并建议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援农业生产。
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当时的“当权派”被打倒的同时，“造反派”也出现了不同的派系开始互斗，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
新成立的革委会还不能取代原来的权力机构去管理政府部门，整个社会还处于“天下大乱”的状态，而像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民航等重要部门需要维持稳定，不能受到冲击，而维护这些部门的任务自然只有部队才能承担。
随着运动不断向其他领域蔓延，部队要维护的事情越来越多。
于是在1967年3月19日， 中央军委根据老人家的指示，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
军训是针对学校的，这就意味着学校开始恢复上课。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二月逆流”的运动以后，老人家于1967年4月1日批转中发（67）117号文件，要求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组织，“要坚决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要求特别注意，“不得随意宜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宜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 通辑令 应一律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