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可以抵制愚蠢、缓解悲愁
作者丨南方周末&汪民安
01.
南方周末：不少人认为哲学，甚至是整个人文社科，都是无用的，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汪民安：文科无用论不是一个新话题，这是老调重弹。我对指出这样论断的错谬没什么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现在又大范围地出现这样的思潮？实际上，对人文知识的贬低是很晚近的事情。尽管科学和技术在17世纪开始有了明显的兴盛，但是，对它们的批判也一直存在。
从卢梭到歌德到海德格尔都是如此。这是西方思想一个隐秘的争论线索。但在20世纪中叶，这个争论被英国人斯诺的公开演讲挑明了。斯诺做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演讲激起了广泛的公开讨论，他对人文文化的贬低对科学文化的推崇，激起了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等人的尖刻嘲讽。
利维斯嘲讽斯诺对历史一知半解：哪有什么两种文化，文化就是文化，只有一种文化。利维斯对人文知识的捍卫是欧洲传统人文主义的一个延续。斯诺-利维斯的争论一方面表明了在20世纪中期，技术决定论开始抬头，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并未占据绝对的主流。利维斯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就是说，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技术文化并没有占据决定性的地位。文艺和哲学的声音都很强劲。
我看过美国大学英文系的资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英语文学的大学生爆炸性的增长。英语系差不多是大学的研究核心。在欧洲，你们都知道萨特的崇高地位，同样，我们这些八十年代上大学的人也都还记得中国当时人文繁盛的景象，那时，诗人比歌手还受追捧。
↑萨特与波伏娃
南方周末：那“文科无用论”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汪民安：人文知识急剧衰落大概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技术进入到加速状态，它对社会的改变和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这差不多是一个技术/社会关系的范式转变。
适应、理解和推进这种新的信息技术就成为社会的要务。人们都卷入到这场技术变革中。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人文科学衰退，一些传统的工科也在衰退。此外，科技至上也跟上个世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相关。新自由主义推崇竞争，它们要把社会塑造成一个竞争社会，一切都放在市场上公平地竞争。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竞争框架下来重新理解科技。在17世纪的时候，培根说科技很重要，但是，科技是针对整个人类而言的，科技能消除贫穷，能改善人类的经济状况，从而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反过来也是如此，卢梭对科技的批判是因为他认为科技会损毁人类的道德和心灵。而到了海德格尔，他认为科技会导致人类失去栖居的家宅。他也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待科技的。也就是说，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思考科技，无论对它充满赞美还是质疑批判，总是会将它和人的命运，或者说人类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都是围绕着人类的命运而展开竞争的。
但是，到了新自由主义这里，科技不再总是跟人类命运结合在一起的。科技是跟某些人某些集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如果一切都在竞争，如果整个社会就被塑造成一个竞争的社会，那么，人们总是要想办法在竞争中赢出。
科技在这里就变成了竞争获胜的手段。科技变成了一部分人战胜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如果竞争成为社会主要活力来源的话，技术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竞争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变成了技术的竞争。科技公司成为最重要的公司。个人和个人的竞争，公司和公司的竞争，国家和国家的竞争，都是技术的竞争。世界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技术竞赛舞台。人们不是在讨论逆全球化吗？很多人认为正是逆全球化导致了技术竞赛的加剧。我的看法相反，是技术竞赛加剧了逆全球化。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狂热技术竞争的背景下，人文科学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微弱。
02.
南方周末：“文科无用论”这一思潮在年轻世代的传播意味着什么？
汪民安：我和很多同行都交流过这个现象：大学里面对人文感兴趣的学生变少了。写作是人文教育的核心，但最明显的是，会老练写作的年轻人很少。大学和中学的人文教育都很薄弱。这当然和考试和就业导向有关。人文专业的学生就业面太窄了。
即便是文科学生，就业选择也很多与人文无关。如果大多数学生是为了就业和排名而学习的话，文科课堂上的人文知识就很难吸引他们。这都是大家能感受到的现象。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年轻人感受不到人文氛围，或者说，缺少人文熏陶，就会有一些东西——比如激情——就会在有些人身上慢慢失去。
南方周末：你认为在“现代主义的忧郁遍布全球”的今天，哲学的作用是什么？
汪民安：我知道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方面的书越来越受欢迎，这大概与疗愈与自我理解的要求相关。一些书店的朋友告诉我，人们读不懂拉康，但是介绍拉康的著作非常畅销。
有一类哲学可能也有类似的作用。人们有太多的人生困惑，想从哲学中找到解决方案。尼采和叔本华的书经久不衰大概也与此相关。一本书，一个哲学家可能会改变和创造出一个读者的人生。
↑尼采
不过，哲学肯定还有另外的作用——我觉得哲学对每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人们有各种理由讨厌哲学拒绝哲学，但人们也有各种奇怪的理由爱上哲学。
有些笨拙的人迷恋哲学的艰涩，有些聪明人迷恋哲学的洞见。有些人受到哲学的折磨而快乐，有些人受到哲学的启示而快乐。但这都是在哲学中感受到纯粹的知识快乐，一种别样思考的发现快乐。
我碰到过好几个中学生狂热迷恋哲学的。他们对这个刚刚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世界知识充满好奇，便一头狂热地扎入哲学中，这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满足。这是哲学最初始最基本的作用：对智慧的热爱。同职业的哲学研究者不一样，这些年轻人在哲学探索中体会到了幸福。
南方周末：一直以来，许多哲学家在公共空间也会积极发声，将哲学理论平民化，例如最近几年很火的韩炳哲，也有人批评他是网红哲学家，只是哗众取宠。你如何看待哲学家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在知识平民化的时代，你认为哲学家还应该有某种超然的、指引社会前进的地位吗？
汪民安：今天社会引领者的扮演者是成功的商人，企业家或者娱乐明星。人们追逐的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些人才是公众的楷模和效仿对象。萨特和福柯那一代人大概是最后有巨大公众声望的哲学家。那一代人既有自己的创造性思想，也有广泛的媒体和公众支撑。他们在学院内外自如地出入。
现在，哲学声音和哲学需求减弱了。今天的哲学研究大部分封闭在学院中，很难在社会中传递。
这跟整个人文科学的衰退密切相关。当然，任何时候，哲学都希望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广泛；任何时候，社会也都有哲学需求和哲学听众。
但学院的哲学有一套自己的表达行话，很多讨论和现实也没有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学院哲学不重要没有意义，而是说，它们很难引起公众的兴趣，它们离公众非常遥远。要想获得更广泛的听众，只能让哲学语言变得日常化。
↑齐泽克
齐泽克和韩炳哲在年轻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当今最深思熟虑的哲学家，而是因为他们用一套特殊的哲学语言，一套年轻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讨论一些大家感同身受的问题。他们的哲学关注的是现实，关注的是时代困境。
人们阅读这些书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他们，而是愿意在某些问题上保持哲学的敏感。这本应是哲学的基本任务。
哲学不应该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对人们的引导，哲学应该是刺激人，激发人的反思。就像你说的，人们有时候还会批评嘲笑韩炳哲和齐泽克，这正是因为人们不再将哲学家当做是精神的指引者。
何止哲学家，现在人们可以嘲笑所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哲学的理想现在不是解决现实问题，但哲学可以抵制愚蠢，缓解悲愁。
03.
南方周末：哲学不应改变社会和世界吗？今年是列宁逝世100周年，也是韦伯160周年诞辰，两位巨擘对哲学与实践的关系理解截然相反——前者主张学术与实践无涉，后者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实践，你如何看待这一对立？
汪民安：改变社会和世界当然是哲学，甚至是一切人文科学的潜在要求。
但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程度上去改变社会和世界？今天的哲学前所未有地感到乏力，哲学没有能力提出一种宏阔的社会愿景和蓝图。包括齐泽克在内的好几个有影响的哲学家说，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喜欢资本主义这个无限循环机器，但悲哀的是，好像也没有替代方案。不过，历史的瞬间突破本就不是哲学有能力做到的。
不过，一些局部的改变并非不可能。或者说，哲学对社会和世界的改变是缓慢而潜在的。
哲学会对公众观念的塑造产生作用。尽管它是间接的。哲学书很少流通到公众手中，但是很多哲学观点通过大众媒介的简化，通过各种二手资料，通过各种各样的哲学教育进入到公共领域中。
↑阿伦特
比如说，今天很多人都大概知道阿伦特的平庸恶的概念，福柯的规训概念。但人们可能并不是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来了解这些概念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男女权利平等这个基本观念——这是今天社会的共识，但是，它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艰苦的哲学辩论才得以逐步奠定的。而大部分读者并不了解这个辩论过程。
哲学的社会影响，或者说，哲学对世界的改变有时候要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感受到。但前提是人要认识这个世界。马克思也强调哲学改变世界的重要性。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现在，也许哲学先是要解释世界，让人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去改变世界。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需要很长时间，很多努力，很多中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所说的这两种哲学和实践关系的观点并没有那么对立。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提到，“哲学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探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检视哲学家的人生，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批评，乃至抵制他们的学术作品，例如福柯在突尼斯的恋童，或者阿尔都塞的杀妻。你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取消文化？它是一种对精英反戈一击的手段吗？
↑福柯
汪民安：在我们熟知的哲学理论形式之外，还有另一种哲学类型：就是生活方式和生活实践。
在古代，有些哲人并不是通过著述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而是通过生活方式，通过行动本身，通过自己的实践榜样来传达和显示自己的哲学思想。
或者说，通过将自己的生活赋予一种特殊的形式感来传达自己的哲学。这是犬儒学派开创的哲学活动和哲学实践。不过，这样的哲学流派只是短暂地出现过，很快就消失了。
哲学如果没有理论写作就很难留存下来。今天哲学家的生活实践本身并不直接显示他的哲学思想，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康德就是如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没有关系。一个人的观点和行为有非常复杂的并非简单对应的关系，不仅哲学家如此——人们在这方面讨论得最多的是海德格尔而不是福柯或阿尔都塞——艺术家和诗人的生活和作品的关系也更是如此。我甚至要说，常人也是如此。你看看，有几个人的言行能经得起严格的一一对照？千百年来，人们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和说话。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在为某一类恶行开脱。阿尔都塞杀死了他的妻子是因为他精神失常，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是悲剧。而关于福柯的那个传言就是一个故意散布的诋毁谣言。他们的书仍在被广泛阅读。
说到取消文化，我想说的是，哲学书自有它的命运，但它的命运并非寄托在哲学家身上，恰恰相反，哲学家的命运是寄托在哲学书身上的。
本文出处《南方周末》2024年9月19日，汪民安｜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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