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去香港很方便，登上火车就走，没有港澳通行证啥的烦恼。广州往返香港的火车票只要2元钱，旅店一晚8角钱，一碟咖喱牛腩饭2角5分钱。港币与广州钞票是同价的。

香港满大街都是吉屋出租，租房子也很方便。吉屋，就是空屋，粤语里“空”与“凶”同音，所以不叫空房间出租，而叫吉屋出租。1941年时，一间吉屋出租的小房间，约5平方米的，每月20元。

房租蛮贵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半个月之后，杜月笙秘密乘法轮阿拉米斯号来到香港。

杜月笙去香港，只带了老婆姚玉兰和尚未正式成为小妾的名伶孟小冬。

杜月笙本来还要在上海观望的，但上海沦陷前3天，土肥原贤二化装跑到法租界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拜访杜月笙。土肥原贤二要杜月笙做上海市民协会的会长。

杜月笙不想立即做汉奸，就跑去了香港，他没去武汉和重庆，也是持了观望两方势力发展的态度，静观风向，政治投机。

到了香港的杜月笙，立即和重庆戴笠联系。二人合作，用戴笠的飞机做黄金生意，赚的钱就作为活动经费。杜月笙每天必到告罗士打酒店会客，和各种人物见面，以观风向。

当然，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不知道的。

1、与汪精卫的50万港币交情

杜月笙背后是浙江财阀，而浙江财阀最怕中日两国在东南沿海打仗。因此，杜月笙需要与汪精卫集团保持联系，搞好关系。

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当时，除汪精卫本人在河内外，他的整个集团核心人物，包括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林柏生、高宗武、陶希圣等，都在香港活动，前后达一年多之久。

汪精卫集团由梅思平、高宗武负责，秘密往来于上海、东京、香港之间，和日本军方接触。

交际沟通就跟售前一样，都需要烧钱啊！

汪精卫个人并无万贯家财，日本人也还没有向汪精卫提供经济支持，所以汪精卫集团此时手头很拮据，捉襟见肘，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生活和活动都十分困难。

杜月笙把这些统统看在眼里。

杜月笙准备下一注，万一日本赢了战争呢？此时给汪精卫雪中送炭，是一个政治投机的大好机会。

此时，浙江财阀集团的一些头面人物均在香港，杜月笙就和他们密商准备接济汪精卫。密商的结果是，拿出港币50万元，送给汪精卫作为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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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由杜月笙出面，将50万元港币交给了高宗武。高宗武再转交了周佛海，高宗武对周佛海说：

汪先生勤劳国事，杜月笙知需款甚殷，表示略输微忱，以致敬意。以后如需要，当再奉献。唯求保守秘密，不为外界所知。

这笔雪中送炭的巨款，对汪精卫集团来说是一剂最大的兴奋剂。

政治委员会的7个人：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每人分得5万港币安家费。

汪精卫、陈璧君两口子拿了10万啊！

剩余的15万港币用来拉拢最早到港投汪的人，如叶篷、周化人等。

杜月笙这50万，就是汪精卫集团最初的活动资本，启动资金！

后来，杜月笙又陆续支援汪精卫集团近80万元港币。

汪精卫集团在香港设有一家很红火的蔚蓝书店，在皇后大道华人行6楼。由汪精卫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负责。

书店编辑部的隔壁，就是浙江财阀集团中国实业银行的驻港办事处。银行总经理傅沐波和林柏生极熟。

所以，这里就是杜月笙和汪精卫集团的秘密联络据点。双方仅隔一层板壁，只要敲几下暗号，就可以约定洽谈，再由傅沐波转告杜月笙。

1939年5月，汪精卫集团从香港移到上海，双方的秘密联络方告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