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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开放”融为一体，使得改革开放成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词汇，更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与途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与活力。
邓小平同志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倡导、组织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进一步赶上时代大潮，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能，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重要贡献。
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为确保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顺利进行，我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历经2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而，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与自主性。此外，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政策，使我国难以进行正常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剧我国与国际社会的隔阂。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拉大了中国经济、科技等领域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促进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使命追求，亦是邓小平同志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原始动力。他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如何使国家快速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水平尽快提高，始终是邓小平同志深切关注并反复思考的问题。经过长期深入思考，他认为要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不但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且必须对原有体制机制进行改革。
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邓小平同志深切感受到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也坚定了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心。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并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开放”这个词并非邓小平同志的发明，但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1978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在客人问到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时，他说：“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此后，他对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过多次深入论述：“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
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开放”融为一体，使得改革开放成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词汇，更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与途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与活力。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同，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组织保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总是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为我们指明前进方向，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与决心。
改革事业以农村改革为发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启动农村改革。1979年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各地广泛兴起。安徽、四川等地一些生产发展较缓慢的生产队，自发搞起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出现后，党内就其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何去何从之际，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他的表态，极大推动包产到户的发展。此后，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基本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
改革向前推进的同时，开放也有重大突破。1980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立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全国各地建设大军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曾经落后的边陲小镇，迅速变成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和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然而，经济特区建设并非一帆风顺。随着特区大量“三资”企业兴办，社会上出现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议论。为此，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初特地前往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视察。通过考察，他心里有了底，认为“路子走对了”。为表示对经济特区的肯定，他先后为珠海、深圳、厦门三个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1984年5月，党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设立海南省，全省成为经济特区。我国形成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新时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我国经济特区建设也不断取得新突破。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开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步入新阶段，充分展现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图为港珠澳大桥 视觉中国/供图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国内方面，价格闯关没有成功，一度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继续开展治理整顿；国外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所谓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使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滑坡，是邓小平同志极为关心的问题。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一路发表重要讲话，即南方谈话。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尝试，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热潮。
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他始终强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再告诫人们改革开放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他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在改革开放中必须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必须毫不含糊，从而确保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正确道路上前行。
邓小平同志总结出一整套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比如，改革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各方面的改革要相互配合、协调；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搞无谓的争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三者的统一中不断前进，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等等。这些简明扼要又内涵深刻的重要方法论，对改革开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就难以实现伟大复兴。
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我们碰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过，从外国找不到解决的答案。历史不同，问题也不同，外国经验不可照搬，只能靠自己实践”。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既是从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
在深入剖析中国国情及全球发展态势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重要命题。他进一步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目标设定为小康，并制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可明确感知的发展目标。要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成为必由之路。因此，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注入强大发展动力，中国式的现代化也为改革开放指明目标方向。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思考一个重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回答而且必须回答好的问题。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人们对我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日渐清晰，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1987年8月29日，他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又推进思想进一步解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敏锐觉察到中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强调要更好发挥市场作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后，他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思考。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系列论述，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迎来长期快速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党的二十大提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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