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今年年初去世了。事发突然，而且按我们一些朋友所说，这几乎是每个妻子最为惊恐的一件事：我妈妈下班回到家，发现他倒在厨房地上，已经气息全无。
当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被人背叛了，因为我一直在预想着有朝一日，爸爸会病倒在医院里，也许他是出现了肺炎并发症或者心脏衰竭。在医院这种地方，我可以运用到自己的医学知识伸以援手，去尽量挽救他的生命。这样的机会消失了。可是，我的第一反应确实也讲不通，因为父母的死就是讲不通的。不管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你的父母代表的是事实，而属于我的事实的一部分，刚刚去世了。
在我还未有余裕充分消化这个新的真相时，我就得把消息告诉孩子们。作为白血病专科医生，我曾经经历过很多艰难的对话。有时候我得告诉对方患上了白血病、或者白血病复发的消息。有时我要告诉对方，他们已经临床治愈了——这对我而言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还有些时候，我得将这样的消息和盘脱出：在治疗某种特别棘手的白血病方面，我们已经毫无对策了。
但这仍然是我至今进行的最痛苦的谈话。尽管我有多年临床经验，还受过那么多沟通技能培训，可是，对于坐在儿子床边，直视孩子们的眼睛，告诉他们爷爷去世的消息，我仍然丝毫没有准备。我对他们脱口而出：“孩子们，我要说个坏消息。”
我本应该知道的——这不是我第一次察觉到，穿着医生的白大褂在家人的这汪池水中游泳，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爸爸以前是记者，身体有不少毛病，由于我是整个家族里唯一的医生，所以在掌握病情、权衡医生建议方面，他得依靠我的帮助。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了，在寻求建议和依从建议方面，还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界限。
“我决定让医生切除我的胆囊了，”在去年将近年底时他告诉我：“我跟几个朋友聊了聊，他们都说这手术是小意思。”在此之前，有好几个星期，我一直在跟他分析医疗决策，想要温和地说服他放弃做手术。
“好吧，”在按捺住惊讶之情后，我缓缓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做手术？”
“12月24日。留院一晚上，圣诞节我就能出院了，”他告诉我。他很高兴能在2012年年内做手术，这样就不用纳入次年的医保免赔额额度内了。
“你要在节日期间动手术跟术后恢复，这让我觉得有点担心，”我的回答恐怕过于仓促了一点。“在那种时候，医院的人手通常特别不足，假如出了事，你的医生恐怕都不能及时去处理。也许你应该再等一等。”
他还是在12月24日做了手术，而且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回想起我们反反复复的争论，我想，和我一样，我爸爸也很难将我作儿子的角色跟作医生的角色全然分开吧。在我爸爸眼中，那个曾经玩了一天水，然后苦苦哀求他带着自己和哥哥去吃奶油冻的孩子，和那个想要劝他不要动胆囊切除术的男人，恐怕并没有多少分别。
从我这方面来看，我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只应该对病人扮演医生的角色。这是一道安全屏障，可以用来确保我保持客观中立，为他们做出良好的医疗决策。感情，尤其是经历多年培育的感情，有时像是一道水雾遮蔽我们的决断力，就算我们本意并非如此。但是，如果是你的父亲寻求你的帮助，你实在很难说不。
关于我的角色，产生困扰的还并非我们一家人。在我父亲的葬礼以及后面的头七中，几次有人主动向我表达他们的同情。“好啦，你已经尽力了，”他们说。言下之意是，他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医术再高明，也没有回天之力。
几年前，在我叔叔的葬礼上，也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叔叔是个退休教授，死于白血病。这正是我的专业，所以他的死对我们一家人的打击尤其沉重。尽管我确实是请同事来照顾叔叔，并且跟他讲解过他的病情，可是，我并不是他的主治医生。
“他不是我的病人！”在叔叔和爸爸的葬礼上，我都想这样叫出声来。但说不说不重要。人们还是会这么想。
父与子拥有着复杂的关系。而在健康问题掺杂其中，尤其是其中一方是医疗专业人员时，情况不可能更简单。在我告诉一位朋友父亲的死讯时，他感同深受地问我，现在感觉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倒确实很容易。
我真的很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