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生来就向往天空，石则本能的坠向地心，这些向上和向下的矛盾力量，造就出升华与沉淀、柔与坚、曲与直、方与圆等等不可名状之美。
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划分，说明早期人类生活与石的密切关系。人类对石的加工是征服自然的创举，尤其是对石头的平面化处理，代表了生产力的进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沁水下川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17000年前的残石磨盘。最原始的石磨盘、石磨棒，可能是两块天然石块，后来人们逐渐将下面的石块加工成扁平状，将碾磨用的石块加工成圆柱形的磨棒。其后裴李岗文化遗址、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上百件石磨盘，不仅平面光洁，还有刻意加工的圆足，表明古代先民对石的加工使用已然熟练。
山西沁水下川发现的石磨盘 17000年前 河南博物院
石磨盘及磨棒，裴李岗文化 河南博物院
河北郸城出土的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泰安县旧县村汉画像石墓出土石榻、望都2号墓出土合榻、临淄商王村2号墓出土石榻、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出土石案石榻等等，说明石制家具在汉代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
西汉石榻和东汉合榻
其后石制家具的品类渐渐增多，例如湖州市白龙山汉六朝墓出土石屏风，山东巨野前贺庄西晋画像石墓出土石几。
Figure 4湖州市白龙山汉六朝墓石屏风
在北方，不少于13座南北朝墓葬出土石制围屏床榻。这些榻床的围屏，通常雕刻精美生动的图案，这种石板上雕琢装饰的习惯延续至隋唐，安阳市博物馆藏隋代麹庆墓石屏风，不仅在屏面上浮雕车马出行的场景，座墩上也以卷草为饰。
麹庆墓石屏风 安阳市博物馆
唐宋时期是我国家具的发展完善阶段，石制家具的形制也随着多样，椅类和桌案类都有实物出土。五代康陵石供桌，1996年浙江省临安市玲珑街道祥里村后晋天福四年十二月（公元940年）康陵出土。桌面呈方形，四角委角，底座四面壸门托泥，是早期箱式壸门结构的遗韵。
五代 康陵石供桌
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了北宋绍圣、宣和年间的石桌石案石椅石屏风等，与宋明时期的木质家具形式基本相同，其中石灯挂椅系有椅披。
宋 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椅
这些石制家具，多数属于明器。而供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石制家具，通常是木石相结合的。两宋之前，暂未查到木石家具的实物和资料。最早的相关文献记载，见于南宋皇族赵希鹄的《洞天清录》：「琴案须作维摩样，庶案脚不碍人膝。连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于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为第一。次用坚木。厚者为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壮，更平不假坫扱，则与石案无异。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板须厚一寸半许乃佳。」维摩样，即指维摩诘经变图中常坐的箱式榻，与前述康陵石桌的底座类似，但应非石制，否则不用单独强调「宜石面为第一」。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和万历年间屠隆《考槃余事》皆延续赵希鹄的说法。
琴桌以石为面，最好的例证当属宋徽宗《听琴图》中的琴桌。虽然《听琴图》的作者尚存在学术争议，但其创作年代在政和年间已成定论，自然真实的反映北宋末期的家具形态。图中琴桌的桌面呈青黛色，并带有细腻的花纹，基本可以断定为某种石板。
宋徽宗《听琴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
宋代洪迈编撰的《夷坚志》载：「乾道初，内侍陈源坐罪谪郴，诏籍其家赀出鬻，将作吕丞义卿得二物：其一琴台，虢州月石所作，色紫而理细，茂林修竹，江村小景，工妙不可名状。」宋徽宗的琴桌面心色泽纹理，与洪迈所说的虢州月石极似。
木桌石心的另一个佳例，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佚名《婴戏图》轴。画中描绘一群孩子表演傀儡戏，其中一个孩子操纵木偶，另外两个击鼓打镲配乐。木偶戏的舞台则是一张放倒的朱漆小案，案的形制简雅，但雕饰华美富丽。案面嵌装石板，淡绿的底色，纹理如雾霭中的山峦若隐若现，仙气氤氲。
宋 佚名婴戏图轴 台北故宫
由文献和绘画影像可见，至迟在宋代，木质家具镶嵌石材已经出现。但文字和图像仅限于石材平面装嵌于桌面案面。虽然有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等宋代诗词，提到过石屏风，但无法判断诗词中的屏风是纯以石制，还是木质嵌石。因此基本可以认为，宋代并未出现木质屏风的屏芯用石板立面装嵌。
目前已知最早的装嵌石面的实物，是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一对顶牙罗锅枨平头案，朱檀葬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该案目前收藏于山东博物馆。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朱檀入土的前一年，曹昭的《格古要论》成书，书中「异石论」一章提及15种石材，有桂川石、太湖石、英石、霞石、乌石、鬼纹石、石琉璃、云母石等赏石。而可「锯板」用于装嵌「桌面砚屏」的石材，有竹叶玛瑙石、土玛瑙、红丝石、南阳石、川石、湖山石等6种。大约70年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书成于天顺三年(1459)）在《异石论》中加入灵壁石、永石（即祁阳石）、试金石、昆山石4种石材。
因此可知，以石板镶于屏风的立面装嵌做法，在明初洪武时期出现，但可能不早于宋代。而我们熟知的大理石，在王佐著书时尚未出现。因而可以推知，大理石用于家具的年代不会早于明天顺。有专家学者根据文征明《真赏斋赋》中提及的徐溥旧藏大理石屏猜测，大理石屏风最早制作于成化、弘治年间，这也印证了曹昭、王佐著书时，大理石并未广泛使用，其出现年代晚于玛瑙石、南阳石、永石等。
明清之际，嵌石桌案、屏风、罗汉床、架子床、香几等家具大量出现于绘画当中，如镇江本及大都会本《杏园雅集图》、《五同会图》、《甲申十同年图》、《玩古图》等等。《上元灯彩节》中，宽绰的街道集市上，各类家具当街售卖，清晰可见多数家具镶嵌石板装饰，足见当时嵌石家具何其风靡。
明 佚名 上元灯彩图
前述宋代佚名《婴戏图》的面心石材，从底色花纹来看，极有可能是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异石论（书成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提到的南阳石，也称为绿石：「纯绿花者最佳，有淡绿花者、有五色云头花者皆次之。性极坚细润，锯板可嵌卓面砚屏。」
明晚期黄花梨无束腰石面诗文琴桌，面心所嵌正是这种绿石，是明早期就已广泛使用的家具嵌石。
该桌选材精良，造型肃穆清秀，挺拔俊雅。整块石板选料尤为难得，色彩绚烂，层次分明，周匝的纹路如碧波荡漾，中间的淡绿色花纹，如落入碧波的繁星，划破湖面的宁静，卷起千堆雪，波谲云诡，充满诗意和遐想。
更为难得的是，彼时的主人，将心中念想铭刻于案面一角：「质赋衡峰贞，似玉温而理莹，而礼弍奏，虞弦熏风更续，人对明光伫瞻，补牍。」
铭文中的前半段大意为：「石纹天赋资质与衡山相似，其质地坚贞又温润如玉，是一块光洁像玉的石头，温和而美好。」表达对桌面绿石的喜爱之情，殷殷切切。
而「虞絃」则有所特指。《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因而以「虞弦」泛指琴。明代高明《琵琶记·琴诉荷池》：「强对南薰奏虞絃，只觉指下餘音不似前。」明何景明《题严内翰赐扇》诗曰：「象轂银鐶倍光宠，好扬薰风助虞絃。」明代诗词中的熏风、虞絃，与石上铭文中的词语何其共鸣：「在和暖的东南风里抚着琴弦。」最后「亦可伫立于宫殿，临视奏章。」则是读书之余的遐思远眺，表明主人手不释卷。
铭文突出了抚琴和阅读的双重用途，因此可知其既是琴桌，也是书桌。前文中两条宋代的史料均与琴桌琴台有关，也恰恰为这件琴桌做出最好的注脚。
家具的使用功能常常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除了特定场合量身定制的家具外，桌案类家具的功能多样。比如金瓶梅中反映出明代人生活与今不同之处，是喝酒与吃饭是两件事，分别进行的，基本都是先吃饭，待残羹剩菜撤下，再上下酒小菜喝酒。同一张方桌，吃饭的时候叫饭桌，喝酒的时候就叫酒桌，不会因为吃完饭再喝酒时特意换一张桌。所以有时我们非要给一件家具加上一个功能性的名称，是不科学的。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对琴桌的释义为：广义指不同尺寸的条桌，狭义指专为弹琴而制的桌案。《鲁班经》中有「小琴桌式」，相对而言应该有大琴桌。因而琴桌的尺寸不一，比如故宫藏两件漆木琴桌，高度为71厘米，而上海博物馆的黄花梨琴桌，设有音响，专为弹琴而制，高度却为82厘米。足见琴桌的尺寸并无一定之规，适合弹琴就好。从本品的尺寸看来，该桌是为主人量身定制，因而该桌的高度与常见的不同。
铭文后刻「朝文」印，经查，朝文为明代武进人徐纮之字，弘治庚戍进士，以刑部郎出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徐纮曾编著《明名臣琬琰录》，被收入四库全书。
两年前，一件项元汴款黄花梨镶大理石带屉板小香几，拍出4000余万元的善价，可谓一字值千金。
本拍品为巴黎Jean-Pierre Rousset（1936-2021）旧藏，购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家具，望藏者宝之。
說明｜本文为诗意生活美学编撰，僅限交流學習，不做商用，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