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驽

1938年7月初,高宗武秘密来到东京。这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一趟旅行。

有人会问:高宗武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在抗战正激烈时,积极从事“和平”运动呢?背后动因,乃是江浙财团势力因为抗战受损,他们要求和谈的意愿强烈且迫切。用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话说:抗战使“四川的地主和军阀(的重要性)取代了上海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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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旧照)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高宗武和他的老师、人称“浙江财团驻南京政府的全权大使”的吴震修一起,与日本有过和谈的接触。“太郎”西义显后来还通过江浙财团大佬钱永铭,直接劝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结果功亏一篑。

对于高宗武私自出访日本,蒋介石态度如何?汪精卫为何最终走上叛国投敌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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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合神离的汪与蒋)

六、蒋汪的反应

书接前篇。“五郎”松本重治把高宗武送上了驶向日本的“皇后号”轮船,自己随后乘坐飞机回到东京,全程参与高宗武秘密访日的活动。用松本的话说,高宗武在日本受到“隆重的接待”。在短短半个月内,他会见了多个日本重要高官,包括首相近卫文麿。日本内阁经过四次“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大藏相)讨论,决定“扶汪代蒋”。

参与会谈的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回忆:“高(宗武)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的方案已经死了心。”甚至后来影佐在接受战犯审判时,一把将责任推到高宗武头上。他说: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完全出自高宗武的策划,“日本军部与政府上下,只是对高君之谋略,言听计从而已。”

表面上看,一切是按“高宗武路线”在进行,但实际上,日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政治解决中日问题的方略,而仅仅作为分化抗日阵线的谋略——这就是高宗武悲剧的根源

对高宗武来访唯一不高兴的,是外相宇垣一成。因为这时他的部下,正与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商谈“和平”。最终由于孔祥熙坚决不同意“蒋介石下野”这一条件,双方谈崩。

有人评价高宗武的所作所为,大半出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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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毕竟聪明过人,离开东京的“包围圈”,头脑就清醒下来。7月下旬他回到香港后,害怕返回武汉遭到逮捕或监禁,于是写成长篇报告,派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庠送到重庆,并附上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这些材料经周佛海的手,首先呈给汪精卫看。汪精卫的反应如何呢?这时汪精卫仍想保持“蒋汪合作”,还没有动外逃的心思。“和平运动”(投敌叛国的代名词)的重要参与者陶希圣回忆:“汪(精卫)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的态度更是耐人寻味。他7月22日接到高宗武的报告,看了之后放于书案上,未置可否,只是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

三天之后,蒋介石突然雷霆震怒,对陈布雷说:“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下令停发高宗武经费。周佛海从宣传部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资助高宗武继续活动。

蒋介石在7月25日日记中写下:“与汪(精卫)、张(群)谈高宗武报告內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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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回忆,他亲眼看见高宗武的报告在蒋介石办公桌上放了三天

七、“重光堂”协议

高宗武回到上海后,突然“失踪”了。直到半个月后,8月10日,“五郎”松本才接到高宗武的电话。原来高宗武回来后,紧张、焦虑,导致肺病复发,吐血住进了医院。松本跑到医院看他,两人相约8月下旬在香港继续商谈。

松本按约到达香港,这时高宗武的病情还没有完全好转。他对松本说:“阿重,我的健康状况不能东奔西走,我与‘佛’(周佛海)商量后,由一个叫梅思平的代替我,你与他仔细谈谈好吗?”松本说:“我不与不知底细的人谈话。”高宗武请求:“梅思平参与‘和平’问题半年多了,是‘佛’推荐保证的,你容忍一下,与他谈吧。”

他们口中的“谈”,就是即将在上海举行的“重光堂”会议。这次会议,是汪精卫叛国的重要节点。

重光堂位于上海虹口区。八一三抗战时,整幢建筑被打得弹痕累累。1938年11月初,这座空置的西式洋楼,突然进行了修缮,摆上了桌椅。主人是三个日本人: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太郎”西义显、“三郎”伊藤。1945年日本投降,就是这个今井,作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首途芷江与中国方面洽谈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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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堂主人、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

他们迎来了分别乘船到达的中国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主要充翻译)。有人认为梅思平之前的职务不过是一个县长,蹿升太快。其实他任的是五个模范县之一的江宁县县长,深得蒋介石、汪精卫器重。梅思平这时开始,不断在上海、香港、重庆间来回穿梭,成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主力。

作为“发起人”,高宗武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今井回忆:“(我)与梅思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高在会谈中始终抱着批判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有时很轻易地就同意了日本方面的主张,这倒使我怀疑他的诚意。”

初步会谈后,今井回国报告,得到日本高层肯定。日方加派陆军省军务科长(6月调任)影佐和国会议员犬养健来上海,于11月20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简称《协议纪要》),以及《秘密记录》和《行动计划》。这三份文件,统称为“重光堂”协议

协议很长,概括起来就是: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二、中国赔偿日本侨民损失,但不赔偿战费;三、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日军完成撤兵;四、按“高宗武路线”,汪精卫逃离重庆,拉拢地方军阀,在非日占区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建立新政府。

这几条内容,与后来形势的变化大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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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思平后任汪伪政权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职)

八、“撤兵”不见了

这里还要插一段有意思的细节。

高宗武提出,汪精卫计划于12月8日离开重庆,10日到达香港。为防止意外发生,在必要时会请求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给予保护。现任的总领事中方不熟悉,请日本改派田尻爱义来港任总领事。

高宗武提这个要求时,离10日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非常紧迫。影佐立即向国内报告。

利益驱动下的日本战争恶魔,展现出惊人效率:12月10日,田尻乘坐陆军专机飞到广州,于中午时分乘一艘炮舰到达香港。当这艘名叫“宇治号”的小排量炮舰驶入海湾时,发出20响礼炮,震动了香港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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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中的香港)

隆隆炮声,是“高宗武路线”巅峰时刻的标志。他这时也许还为日本人的“诚信”、“守时”而感动万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重光堂协议”签署后的第十天,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日华新关系方针》。日本最高层决策,继续对中国实行“分治合作”。侵略者的野心一点没变,甚至变本加厉了。

“重光堂协议”,在日本人眼里就是随时拿来撕碎几页破纸。它跟第二次近卫声明一样,都是钓汪精卫叛逃的诱饵!所谓“高宗武路线”,不过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臆想。随后形势的发展,完全偏离了高宗武的“设计”。

接下来是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进程:12月8日,因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汪精卫未能按计划离开;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到昆明,在龙云帮助下飞河内;12月22日,近卫按事先约定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12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陈布雷起草的万言演讲《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对汪精卫发出警告;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想了解具体过程的读友可参阅:《军统四大金刚徒有虚名,本来可以打死汪精卫,却犯下一连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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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投敌乃错指乾坤)

获得如此成果,“首功”的高宗武应该高兴吧?相反,高宗武很苦闷。从东京回来后,他感觉上当受骗了,开始变得消极起来。近卫声明的内容,让他更为郁闷,因为近卫声明本应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但声明中通篇没有“撤兵”二字。如此重大变化,让高宗武惶恐、徘徊起来。

后来汪精卫多次问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吗?”高宗武回答:“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

日本“反悔”撤兵原因何在呢?因为日本政府根本无法控制日本军部。“不扩大派”的堡垒——参谋本部,随着石原被调去关东军、影佐调往陆军省、参谋次长多田骏离职,现在已沦为强硬派的地盘。

参与“重光堂”会谈的犬养健回忆,他在近卫首相隔壁办公室,接到影佐打来的电话。影佐告诉他,强硬派军官“坚决拒绝承认如此丢脸的声明”,“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的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做,太对不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

一墙之隔的近卫显然听到了犬养健和影佐的对话,他怂了。也许,他想起了犬养健的父亲——前首相犬养毅。1932年5月15日,军方不满内阁政策,十几名青年军官闯入首相官邸,将首相枪杀。当时犬养健正与来访的卓别林观看相扑表演而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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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少壮军人杀害的首相犬养毅)

更神奇的是,这些凶手非但没受到惩罚,反倒获得日本民众英雄般崇敬!

——请记住这句话:“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紧接着,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总辞职,由平沼麒一郎组阁。

汪精卫这时悬崖勒马,完全来得及。但他没有,他仍然发表“艳电”响应缺少撤兵条件的近卫声明。蒋介石派人多次劝说他回国或者赴欧,都被拒绝。他一条道走到黑,最终成为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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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堂会议合影:左二高宗武、左三梅思平)

九、再向东京行

1939年2月初,汪精卫将高宗武召去河内,二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汪坚持我去一趟东京,我无法拒绝。”高宗武回忆道。

在长崎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高宗武对来迎接他的犬养健,说出了此行的意图:“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使之鼓起勇气?”

鼓起谁的勇气?——亲汪反蒋的那些地方实力派

汪精卫逃离重庆后,以为他出面一呼,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川军将领刘文辉潘文华、山西阎锡山等等,纷纷响应,“高宗武路线”轻松实现。

但是他们的企图破灭了

我们看看北伐名将、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想法。张发奎以前十分崇拜汪精卫,简直是汪的“小迷弟”。但汪精卫叛国,张发奎十分反对。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薛岳向我出示他的日记内文,说在抗战期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拥护蒋先生。”

薛岳当时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如果他们跟着汪精卫跑,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是大非考验面前,他们立住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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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名将张发奎)

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指斥汪精卫《艳电》“谬论谬辞,为敌张目”,“挠阻抗战,淆乱是非”。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谴责“汪言行逾范”,表示“率全省党政军民竭诚拥护中央”。

蒋介石意识到,最关键的是掌握住“云南王”龙云。他派龙云一向尊重有加的云南元老李根源去警告龙云:“若你发出通电,一小时后,你就会被消灭!”他又派唐生智去昆明,劝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

龙云帮助汪精卫出逃,又接到汪精卫长信,要他反蒋叛国。但他分析利弊后,决定留在抗日阵营。他在给蒋介石电报中说:“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到5月份,龙云公开谴责汪精卫,表明了态度。

就连后来私下与日寇签订秘密停战协议的阎锡山,这时也不敢吱声支持汪精卫。

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一股同仇敌忾、愈挫愈勇的浩然正气。中国统一,中华崛起,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每个有操守、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明白“钻狗洞”当汉奸,遗臭万年的后果;地方实力派,不仅出于爱国之心,而且他们必须掂量掂量,叛国投敌,必将被抗日怒潮瞬间摧毁,众叛亲离,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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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敌人走到一起)

见这些地方未能如愿拥汪,汪精卫判断是给他们的压力不够,如果他们军事上再遭打击,就会改变主意。于是他派高宗武去东京,希望日本展开“牵制性”作战,加深国统区困境,动摇不坚定者。

但日本刚占领了的海南岛,还未“消化”,对汪精卫和高宗武的提议并不积极。

高宗武此行来得勉强,他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变化。他到达长崎后,首先去拜访了父亲的旧交、曾任北洋财政顾问的黄群(字溯初)。他们为了防窃听,用温州土话交谈。黄群劝高宗武:“不要再跟着汪精卫走这条‘和平’路线!”后来黄群当面劝过汪精卫,但汪听不进。黄群还去重庆见过蒋介石,为高宗武传递信息。他也是本故事的重要一环,后文还会提及。

上一次高宗武来日本受到“隆重”接待,那时不免沾沾自喜。现在接待仍然殷勤备至,但高宗武心情不同,观感已是迥异。他回忆道:“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任何要求。”“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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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表面彬彬有礼)

十、“分裂”与“投敌”

3月16日,空手而归的高宗武回到香港。他旧病复发,将报告交给陈璧君带去河内。

高宗武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谈判。“我看出来日本人所有的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当他们的傀儡。”他在报告中郑重写道:“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伎俩,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紧接着,戴笠下达对汪精卫“制裁”令。3月21日凌晨,军统杀手闯入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寓所,对汪的卧室乱枪射击。没想到里面住的是汪精卫秘书曾仲鸣夫妇,汪精卫逃过一死。(具体过程参见《军统四大金刚徒有虚名,本来可以打死汪精卫,却犯下一连串错误》

汪精卫后来刻意隐瞒派高宗武去日本,请求日军“牵制性”进攻这一重大情节,单方面指责蒋介石对他的暗杀,仿佛是暗杀逼得他投敌一样。他有没有想过,无论什么理由,引敌国攻击本国,已经是罪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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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佐祯昭)

日本决定“救”汪精卫出来。影佐回忆:“鉴于河内情势的急迫,我奉陆军大臣之命,为从河内救出汪,将其带到安全地带而被派往河内。”同行的有犬养健、伊藤等人。在驶往上海的“北光丸”号货轮上,汪精卫向影佐明确表态,今后将实行在日占区成立政府的“周佛海路线”。

“高宗武路线”的核心是“分裂”,“周佛海路线”的核心是“投敌”。笔者个人看法,分裂之祸,甚于投敌。还好“高宗武路线”未能实现,不然中华民族会更加灾难深重,高宗武本人也会罪孽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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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夫妇)

“高宗武路线”失败后,高宗武消极下去的同时,更加清醒起来。影佐去河内,事先没有知会高宗武,而是在船上通知他去河内汇合。高宗武拒绝了,并劝他们:“我的东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务人员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北平的傀儡王克敏为他被日本人欺骗而每天以泪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卫成为王克敏第二,或溥仪第二。”

他同时发电报给汪精卫,劝汪不要接待影佐他们,认为汪精卫应该去欧洲休养。

可惜,高宗武的劝告,汪精卫根本听不进去。日本人反而怀疑高宗武的动机,甚至怀疑他是蒋介石的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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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杜月笙避居香港)

高宗武离开香港去上海同汪精卫汇合,杜月笙劝他不要去。他回忆:“杜(月笙)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故事较长,分为三篇,此为第二篇。末篇将讲述高宗武结局。)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