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背后的秘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中国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震惊了世界，也引发了网友的高度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这枚震慑效果极佳的导弹是“东风”系列。

据传这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速度超过30马赫，半小时内“全球包邮”，射程超过1万公里，采用了钱学森弹道，根本无法拦截……

由于技术“过于落后”，所以我们按惯例及时通报了相关国家，这也意味着“东风快递”中“过于先进”的导弹，咱们已经拥有，且作为底牌“不便展示”。

在美俄洲际导弹纷纷试射失败之际，“东风快递”高光亮相，为我国捍卫和平亮出了底气。这份底气和自豪，来自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而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这句话道出了两个赴美留学生截然不同的人生，说出这句话的人叫梁思礼，是大国利器“东风”导弹的设计师。

而另一个人是他的同学林桦，他为美国设计了“民兵III”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3万公里，可携带多枚核弹头，被拿来震慑中俄……

“民兵III”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神兵利器”，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林桦自然被当作高级人才留在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拿着超过30万美元的年薪，住在西雅图一栋高级别墅里，成为了“人生赢家”。

而毅然回到中国的梁思礼，却一直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拿着只有对方的百分之一不到的工资，无怨无悔为国铸剑，成为“东风”系列导弹的奠基人，发展出了更加先进的“镇国神器”。

曾有人问过梁思礼，如何看待当初两人的选择？

梁思礼坚毅又霸气地说出开篇那句话，并且补上一句：

“能为此（为祖国研究导弹）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梁思礼曾说，自己的爱国精神源于父亲的教导。

他的父亲，正是戊戌变法革命领袖梁启超。

梁启超曾在家书中这样写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而他的子女，也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堪称是满门忠烈。

梁启超一共有9个子女，其中有7人有过国外留学或者工作的经历。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留在国外，都相继回国，为祖国奉献一生。

有人形容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历史学家傅斯年也评价过梁家说，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一流，国际知名。

梁思礼虽然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但爱国两个字，从他一出生，就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里。

1924年，梁思礼出生于北京。

由于是最小的儿子，又长得跟父亲很像，梁启超从小就很疼这个儿子，还给他起名叫“老白鼻”（baby谐音）。

梁启超在写给海外孩子们的书信中，经常提到梁思礼。

“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

他还对梁思礼说，自己准备在60岁的时候，推掉一切社会活动，把精力放在教育梁思礼和他的哥哥姐姐上。

当时梁思礼年幼，并不能理解父亲这句话。

他更没想到，父亲竟然失信于他。

1927年，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7岁。

后来，梁思礼对父亲的印象，都来自于父亲留下的家书。

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栋白色的意式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饮冰室。

梁启超被人称为“饮冰室主人”，就是因为这栋建筑。

在这栋建筑里，梁启超曾写下无数爱国篇章，其中就包括那句流传至今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

虽然梁启超没能亲自替梁思礼开蒙启智，但他留在家书中的爱国精神，却被梁思礼完美继承。

后来，梁思礼被问及，父亲对他的影响。

他说：正像我父亲梁启超，他一生忧国忧民。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遗传给我的基因，就是“爱国”两个字。

11岁那年，梁思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后来，侵华战争爆发，他亲眼目睹南开中学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满目的疮痍，成功激活了梁思礼内在的爱国血脉。

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

关于未来该何去何从，母亲的一句话，为他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母亲对他说，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中有人能学习科学技术，实业救国。

秉承着父亲的遗愿，梁思礼跟着三姐梁思懿，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道路。

当时，母亲变卖了家里值钱的物件，凑了400美元给他，并且对他说：

“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梁思礼刚到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正式宣战。

随后，美军用两枚原子弹，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抱头鼠窜，但同时也切断了中美联系的通道。

在那之后的八年里，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任何接济，完全只能靠自己。

那八年，梁思礼为了省钱，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多度的储物室一待一夜。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暑期。

但即便再难，都没能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的梦想。

在学成之后，他拒绝了加尔顿学院优厚的奖学金，转而进入了“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

在大学期间，为了挣学费，他曾在餐厅洗碗、在酒店当侍者，担任游泳场救生员等等。

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仅用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课程。

后来，他先后拿下了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放弃了美国无线电公司抛过来的橄榄枝，毅然选择回国。而他的同学林桦却选择留在了美国，为波音公司服务。

1949年9月，梁思礼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与二十多位心怀实业救国梦想的留学生，踏上了归国的道路。

几个月后，“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也是乘坐这艘船回国。

6年后，钱学森历经万难回国时，也是坐的这艘船。

有人说，克利夫兰总统号为中国带来了工业救国的火种。

但这个火种，在起初燃烧时，并不顺利。

梁思礼刚回国时，并没有立即投身于国防和航天事业。

因为那时的中国实在太穷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由于没有对口的专业，梁思礼被调到邮电部从事技术工作，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

直到1956年，他才迎来了自己真正的舞台。

这一年，国家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正式开始发展航天航空事业。

随后，梁思礼参与并负责起草了，其中有关于“喷气技术”，也就是导弹与火箭的相关计划。

10月8日，我国第一个正式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正式成立。

钱学森担任院长，梁思礼担任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成为钱学森手下十个室主任之一。

当时，国内除了钱学森之外，根本没人见过真的导弹和火，相关资料更是一片空白。

于是，他们只能从仿制导弹，开始做起。

1959年，五院决定开始仿制P-2导弹。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之一，担任驻厂工作组组长，主要负责系统的仿制，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1960年11月5日，代号“1059”的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已经不再是一片空白。

后来这个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如今成为我国如今使命必达的最强“快递”之一。

“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再次向五院下达了新的命令，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

临危受命的梁思礼，来不及尽情分享“东风一号”发射成功的喜悦，就再次披上军大衣，钻进了位于戈壁的实验基地。

可他没想到，他即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二号”点火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