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尤其是在新世纪之后，全国上下，各地区的官场理念更是离不开“发展”二字。
从媒体上，人们经常会在将一些信息简单地整理之后将我国基层政府官员的治理概括为“一切为了GDP”。
但事实上，以“GDP”论英雄这样的说法虽然符合中国目前基层政府官员的一些特征，但却并不是基层政府官员工作的主要问题与矛盾中心。
以“GDP”论英雄，以“发展”论英雄这样的政绩考评方式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就出在基层工作中，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协调问题上。
有时候明知只顾眼前的发展模式贻害无穷，但是无论是出于对基层领导班子工作的负责的态度，还是对于个人政治前途负责的态度，基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都会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来推动工作的进行，以至于出现尾大不掉的麻烦。
由于前些年的那种过分“激进”的发展模式，很多地方政府早已经触及甚至超出了可承受的债务红线，于是近年来关于地方政府如何化债便成为如今大家都清楚的基层政府的执政难题。
如今的基层政府又开始逐渐从单纯的追求“GDP”的高增长，转变为既要保经济，又要地方债务不暴雷的双重矛盾之中。
不得不说，如今的基层政府治理工作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的“田园时代”，在日益复杂的大环境下，如何既能够保证地方的民生问题得以解决，又能保证地方债务问题得以顺利化解，最好还能保证地方的经济稳中向好，这对于每一个基层政府的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而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之下，谁又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呢？
一个基层县委书记的自述
李克军，一个曾经做了八年半县委书记的退休干部，此前在接受中国《中国新闻周刊》时就表示，做县委书记压力大，责任重，“哪个方面出了乱子，都不好向上级和百姓交代。”
除了接受媒体的采访以外，李克军还在退休之后出版了多本书籍。其中2008年到2012年，他创作完成《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更是道尽了中国基层政府一把手的无奈与辛酸。
其中的很多案例完完整整地勾勒出了中国基层政府，尤其是在县级政府，官场上的生态。
要是将这本书比喻成为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或许有点不太恰当，但其确实恰如其分地起到了对你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县域一级官场的一个通释的作用。
“一人主事”的县委书记不好当
正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李克军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基层政府的现象，那就是：“县委书记是县级政权的核心人物，在公务员职级序列中虽然仅仅属于处级干部，但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决策运行的“终点站”，县委书记的权力很大。”
这是县域领导班子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其他的各种问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围绕在这一问题上展开的。
作为县委书记，虽然在法律的范围内被赋予的权力很有限，但实际上在县一级的政府上，人事权与财权几乎都集中在县委书记的身上。
作为县里面的一把手，无论是在干部的选拔，还是项目的拍板上，都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只要这两项权力在手，那么整个执政体系也就会以此为中心展开；当然也只有这两项权力在手，相关的工作才可能由此展开。
事实上，对于这样权力集中的施政模式，或许社会上早有诟病。
但是客观来看，权力的集中却有利于政策的实施与政府效率的提升。
没有“铁腕”的权力，换来的只能是七嘴八舌与犹犹豫豫。
小事上还能商量着慢慢来，大事上没有能够“拍板”的当家人绝对不行。
但是欲戴其冠，必受其重。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决策运行的“终点站”，县委书记拥有着在县域班子中绝对的权力，但同时也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同时也要在这种压力中检验其作为一个基层主官的能力。
当然，由于我国基层治理工作的特殊国情决定，往往在基层治理中会出现与现行法规相冲突的地方，甚至是矛盾的地方。
特别是在一些时间紧、任务重、情况又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所谓基层工作的核心，县委书记就需要一定的机断权，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去限制基层干部的权力。
而事实上，我国的基层工作长期处于高度复杂且快节奏的情况当中，于是作为县委书记，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其权力、权威都会被放大。
处于这样一种近乎于失真的权力中心，对于基层干部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考验。
被放大的权力、权威容易使人忘乎所以，也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踏入权力的红线，而拒绝成为这样的中心，又难以挑起县域主官的重任。
所以才会有人说：无能的愁死， 胆小的吓死，想不开的冤死。
基层权力的中心，也是矛盾的中心
这些都是作为基层干部的真实情况。但如果说这就是作为基层干部最难的地方，那还差得有点远。
真正的难点不是在于是否因为权力的过度集中，而是基层干部掌握权力过大而“难以自处”。
关键点在于当权力被赋予到基层干部身上的时候，基层干部就必须有所作为。
不然，又如何对得起这份被赋予权力的殊荣。
而事实情况是，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党和国家各项决策运行的“终点站”，县一级的领导往往承受的都是“夹板气”。
一方面要应对来自上级的“政绩”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接受班子成员以及百姓的考验。
尽管我国近些年来高层一直提倡基层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但是作为基层干部，政绩与干部任用提升以及考核指标息息相关，这就导致了基层干部只能是以政绩论英雄。
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干部政绩的考评以“GDP”为衡量标准，而当下的环境，是否又会以“如何化债”为标准呢？
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往往决定了省、市一级的领导只能是在宏观上进行规划，提出方向性的决策。而到了施政的终端，县域一级的官员就要将愿景、方向转变为可实现的目标，以及可执行的方案。
即便是目标、愿景与实际情况相冲突，只要不是与客观的国情产生大的背离，作为基层的干部就要克服困难实施。
而在当中，自然就要行使作为县一级主政官员的机断权力。
在李克军谈及自己当年在做县委书记的过程中，就提到了很多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省、市政策相矛盾的地方。
有时候，适当地放宽对于下级单位的监管、充分调动下级单位的主观能动性，甚至默许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出现，准许下级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特殊情况下用一些特殊方法这都成为了常规的操作。
但是，要是上级领导部门、省、市的政策与地方的实际出入太大的情况下，作为县域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又要敢于“抗上”来争取施政的空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魄力去“抗上”，于是只能是将问题层层下压。
问题是作为金字塔尖的决断者，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研究，只能从整体出发进行决策。
因此落实到基层的时候能不能敢于向上反映基层实际，争取到政策空间，这也与县域主官的能力有着巨大相关性。而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实际情况中却是少之又少。
一方面，当县委书记在陈述困难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是推诿、懒政的借口；另一方面自己说不行，而要是在别人的手上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就就此作罢。
毕竟谁也不敢以此来冒风险，于是就造成了上级一句话，下级政府不行也得行的局面。
怎么办，当然只能采取从权的办法。于是便有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过度地采取优惠政策，甚至是踩着红线也要招商引资。
过度的举债发展，已经超过了地方财政的红线也要高举高打，等到经济上行周期一过，各地政府才发现全国大大小小的诸多市、县早就已经债台高筑，处于财政悬崖之上。
问题压着问题，解决不了的就后置。很多地方积压的问题早已经堆积如山，一旦这些问题暴露出来，无论是谁都无法承受。
所以谁都想去当官，但是真到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谁又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呢！
参考资料：
《县委书记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妖魔》（《市县领导参阅》2011年第7期）；
《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作者：李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