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论中国》基辛格】
自从去年持续写东西以来，随着跟各类网友的交流，让我更直观地见识到了人类的多样性。
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道德经》里那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人们能感觉到美好事物的存在，那是因为有不好的东西形成对比。）
这一年多下来，我更加平和了，也理解了傻子、公彘、汉奸走狗也有存在的意义。
但有一件事始终让我觉得挺绷不住的：大概这十几年，国内治安太好了。中国很大一部分人，似乎失去了对危险的感知和应对能力，甚至也快忘了人和国家生存的基础保障是暴力。
1.傻狍子一样的中国人，在过于安全的环境内生活了十几年，似乎失去了面对危险的警惕性和应对能力。
2.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影响下，中国人习惯让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一旦遭遇侵害，也习惯性认为组织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负责方。
3.中国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两类人：社会巨婴型和认知低下型。他们误以为自己生活的环境就是世界环境，他们看不到暴力是保障他们安稳生活的基础。
4.魏征跟李世民说：“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承平太久了，太多人意识不到：生存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Part.1
我有个高中同学，大学在美国读的，毕业后常年游走欧美，最近两年回国不出去了。他跟我说：刚到欧美的中国人，在欧美人眼里就像东北的傻狍子。
狍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
东北有句话叫：棒打狍子，瓢舀鱼。
东北冬天太冷，河流结了厚厚一层冰，鱼被封在冰下的水里，不但食物少，而且又冷又缺氧。这个时候的鱼特别不活跃，随便拿个瓢就能舀上来十几斤重的大鱼。
至于狍子呢，没啥警惕性，好奇心还重，不管人在干啥，都要上前去瞅瞅。人要是打狍子一棒，狍子吃痛跑了，过一会还要跑回来看看：诶？你打了我，你怎么不追我呀？我回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打我。来回几次，狍子就被打死了，进了人的肚子······
在欧美，街头聚众往往不是在飞叶子（吸大麻），就是在商讨零元购之类见不得人的事。当地人见到这种情况，都是绕着走，可不敢上去凑热闹。
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一堆人聚在那干啥呢？我也要去瞅瞅，凑个热闹。
遇上飞叶子的可能还好点，也就是吸嗨了顺手分你一点，拉上你一起飞；遇上商讨违法活动的，搞不好就是一顿拳脚相加了。
还有，听到“啪啪”之类的声音，中国人是四处张望，看谁在放鞭炮；外国人第一反应是枪声，立马蹲下或者趴下找掩体。
去年，NBA球星哈登中国行，哈登听到礼炮的响声，下意识地以为是枪声，立刻条件反射式地准备双手抱头蹲下。
国内很多人变成如今傻狍子一样的存在，一是跟这十几年的治安大幅好转有关，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东北大哥说，20年前东北都还有好多抢劫的，有的地方甚至一条街上几波等着抢劫的人。现在不一样了，随便干点啥就饿不死冻不死，没啥特别的事，犯不着干违法犯罪的事。
二是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形态有关。
Part.2
中国和欧美的社会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拿警察来说。
美国的最高法院给警察下的定义是：警方与公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具体的法律义务。只有犯罪行为发生后，警方才会对罪犯进行追责，因为罪犯这时破坏了法律。
简单举个例子，比如你在美国街头被几个大老黑一顿胖揍，某个巡逻的警察看到了。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对付不了几个大老黑，那他就可以看着你被打，你被打死他也没责任。他只需要通知警局，事后和同事一起把打人的大老黑捉拿归案即可。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一个警察看着一个无辜的人被群殴致死，而无动于衷，光社会舆论就会让这个警察社死。中国的警察是有保护中国公民的义务的。
中美巨大的社会制度差异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形态。
美国人强调自由，因为“自由”让早期的美国人更容易生存。杀印第安人是自由，抢印第安人的土地也是自由，在西部当牛仔当劫匪，还是自由。当然，要是在自由的过程中，不小心被印第安人杀死了，那也是你的自由，没人会管你。
总之美国早期就是你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能发家致富就行，什么违法犯罪，什么道德伦理，都是不存在的，没人在乎那些虚的东西。
甚至到现代，美国法律的“宽容度”还是非常大的，只要你有钱，很多罪都不是事，可以轻易脱罪。
美国这种“自由”传导到现在的一种表现就是：每个人要对自身负责，你被别人侵害了，你自己是第一负责人，因为你没有顾及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中国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是组织度。
中国古代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是异族入侵。《公羊传·僖公四年》就记载过：“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边和北边的蛮夷同时进犯周朝，差点把周朝从中拦腰截断，华夏民族危机到像立马要断掉的细线。）
由于中国占据了当时最好的一片土地，周围的异族个个都觊觎这片土地，时时刻刻想着取汉人而代之。
当时可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战败一方是真的会被屠杀干净的。不信的话，你想想中国古代活跃的什么匈奴、羌、羯、氐、鲜卑之类的民族怎么都不见了？
面对生存危机，中国古人不得让渡一部分自由给组织，换取组织对个人和家庭的保护。而组织的责任是保护人们的安全，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具体请看我之前的文章）
中国古人的组织度传导到现代的表现之一是：我只要遵纪守法，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可。至于保护我的安全等等事情，那是组织的事情，不需要我时时刻刻警惕。一旦我遭到侵害，组织是第一责任人，因为组织没有保护好我。
在乱世或者社会动荡时期，中国人还多多少少有些警惕性，而一旦到如今这样的平和时期，中国人基本上完全把保护自身的责任交给了警察。
当然，组织为了内部安稳，也禁止民众私斗，取而代之用公权来保护治下百姓。
Part.3
本来呢，大家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现代中国，并不像古代中国那样，享受组织保护的同时需要让渡许多自由。
比如古代的户籍制度，没有当地衙门批文，你是不能随便走出自己所在城市的；你也不可以躺平，你必须劳动；甚至某些时期为了恢复人口，你到了年龄不结婚也是有罪且要罚款的；更不用说一些徭役了。
以上种种对自由的限制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是可以享受组织的保护。
让我绷不住的是，这种安全平和稳定守序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两种人：一种属于社会巨婴类型，明明是个弱不禁风的人，遇到事情喜欢跟牛高马大的男性对线，一点不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另一种属于认知低下类型，他们居然觉得国际社会也像我们国内的生活环境一样，不需要自己保护自己，有组织会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两种人其实都有同一个特点：他们在安全环境里呆太久了，已经不记得，暴力是保障人类生存的基础。
社会巨婴类看不到自身与他人的暴力值对比，潜意识里认为无论如何有警察这种暴力机关在保护自己，所以肆无忌惮地跟暴力值明显高于自己的人，疯狂对线，甚至口出狂言。
巨婴类的人，大部分时候都没事，因为对方通常不愿意因一点小事就摊上个违法犯罪的名头。这类人也就在中国能活下来，他们得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人民警察，感谢政府对打架斗殴的零容忍。
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前两年广州有个宝马车主，也不知道咋的辱骂小区保安，结果被保安一怒之下捅死了。毕竟在警察赶到之前，你还是得先保证自己活下来。
说到底，自己始终应该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负责人，保证自身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巨婴类的人最可恶点就是，经常把自己和身边的人带进危险之中。激怒一个暴力值很高的人，那你的命就不取决于自己了，而取决于别人忍不忍得住。
认知低下类的人，以为自己生活的环境，就是整个世界的样子。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套到国际社会上，以为国际社会也是像国内的生活环境一样和谐。似乎没有暴力的保障，国家也能过得很好。
这类人的代表，就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金庸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对中国造原子弹的时评：《要裤子不要核子》。
当时陈毅说了句“即是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金庸听说后写了如下时评：
【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
······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
······再努力十年，也决计及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秀珍原子弹有何用处？】
金庸不知道的是，有了原子弹，才有裤子穿！
东北解放前，曾有个著名的村子叫：光腚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常年殖民盘剥，村子里的人穷到，一户家庭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裤子！
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暴力的保障，是真的会被掠夺到没有裤子穿的！
以金庸为代表的认知低下类型，总喜欢在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发表想当然的不值一驳的愚蠢言论。
发展军事力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根本不分主次。为什么这么说呢？
军人只有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才能不怕死并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古往今来，优秀的军队，待遇从来不会差。
哪怕就是我们认为很穷的红军，其军饷也是国民党军的三倍，且无克扣，并且分田分地。主战部队成员如果没有劳动力耕种田地，苏区政府出钱雇人耕种，收成归个人。
如果不发展经济并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么哪来的钱去养一支强大的军队？当年苏区的经济实际上比国统区要健康得多。
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那么发展出来的经济成果怎么保护？清朝的例子不就在眼前吗？开发矿山的收入，洋人分大头，清政府分小头，没钱顾及百姓，百姓不就反了吗？
金庸不懂暴力是一切的基础。
认知低下类型的人，其实危害很大，金庸一篇《要裤子不要核子》，带偏对国际政治不了解的人？
现在欧美那些乱象，不就是这类人瞎嚷嚷带节奏，弄出来的么···
Part.4
最后讲个历史事件。
唐朝初期，李世民问群众该怎么治理百姓。李世民认为刚刚经历完大乱世，百姓为了生存好勇斗狠，恐怕不好治理。（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魏征表示不是这样的，反而是在太平盛世里生活久了的百姓最难治理，他们觉得和平稳定的生活是理所当然得事情，于是他们对社会有更高的要求，一点不如意就觉得社会和国家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类百姓的治理难度最大。
经历过战乱的百姓，知道和平稳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想想在战乱中死去的人，自己现在能安稳活着，已经是一种幸福。这类百姓不需要怎么治理，他们会自己安心过日子。（魏征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封德彝反对魏征的观点，表示魏征是书生之言。之后就是封德彝和魏征的一番辩论，最后李世民听从了魏征的建议。
不知道大家看这段历史，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魏征的观点不就是汉初萧何的无为而治么？
只有经历过战乱的人，才对和平安稳的生活充满向往。也只有经历过战乱的人，才知道暴力是一个国家建立的基础。
所以，任何一个王朝初期，百姓都是最好治理的。百姓知道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都铆足了劲好好生活过日子，要把死去亲友们的那一份也一起活够。
但如今，国家需要面对是“久安之民”，怎么让“久安之民”意识到：生存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当下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