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缝袜子
前言
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欲勾结日本实现自己的复辟梦，犯下战争罪与反革命罪的溥仪，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带回苏联，后又被押回国内，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关押期间，意识到自己过往的所作所为给国家以及百姓造成极大伤害的溥仪，似乎很是消极悲观。1955年元旦期间，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之际，所长问溥仪对于新年有何想法，溥仪回答：“唯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随即陷入深深的自卑感之中。
正因为过于悲观，溥仪在狱中完成《我的前半生》初稿后，毛主席看后表示：溥仪是“犯人心态”，把自己写得太坏了！
其实，溥仪之所以如此消极，也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前半生罪孽深重，实在愧对于国家和人民，所以，他对未来几乎不抱任何期望。
溥仪在监狱中改造
罪恶的前半身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一生极其曲折。三岁登上皇位后，仅三年时间内，就先后经历广州新军起义、武昌起义。朝廷局势一片混乱，野心勃勃的大臣更是虎视眈眈，不听指挥，伺机而动。
借口养病按兵不动的袁世凯，一方面密切关注外界局势，另一方面不忘与北洋军中的心腹保持联系。同时借以各种理由索要更多权力，一步步做大到内阁总理大臣，直至总揽政府大权。
同时趁机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对溥仪进行威逼利诱，逼其退位。此时的溥仪年纪尚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1912年，溥仪与袁世凯达成包括退位后移居颐和园，以及每年获得400万两银元等八项优待条款后正式退位。如果溥仪的皇帝生涯到此为止，他或许就不会犯下之后的罪行，如果当初他能顺利出逃皇宫，实现自己的出洋留学梦，后来可能大不一样。
末代皇上溥仪
但1917年的张勋兵变以及1924年的北京政变，却促使他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当年北京政变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看到落魄的溥仪心生诡计，伺机打着同情溥仪的幌子，将其收留。
1925年，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前往天津，此时距离他第二次退位已经过去八年之久，他也早已不是没有主见的懵懂少年。
在天津的外国租界上，溥仪重新获得“皇上”的称号，过上了挥金如土的生活。他每天出入各种高档场所，结交各国高官，并在这群外国人中享受着极高的待遇，这让他逐渐沉迷。为了维持这种生活，溥仪的复辟之心蠢蠢欲动。
但这些表面与他交好的外国人并不愿意给他提供实质帮助，溥仪为此大受打击。日本人再次伺机而动，提出与溥仪合作，并许诺让他当皇上。
溥仪在天津租界
溥仪一听有人愿意全力帮助他实现皇上梦，根本不考虑其他，当即答应合作，动身前往东北。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庇护下，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在此期间，溥仪与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致使日本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对伪满洲国进行全面控制，而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实权。
在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溥仪甚至主动提出合作，协助日本人控制东北。虽然溥仪没有直接对百姓造成伤害，但因为他签发的一些侵华法令，让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国土上“合法”的做尽坏事，致使我们的百姓饱受摧残。
而溥仪作为所谓的“皇上”，却无视他的子民正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此时的他已经被“皇上梦”彻底冲昏头脑。也正因如此，溥仪成了侵略者的重要帮凶。
《日满议定书》签订
对贫苦农妇的人性之善，感人至深
溥仪虽然对当时伪满洲国的百姓没有同理心，导致他们受到日军残害，但他却对一位贫苦妇人表现出满满的人性之善，这位妇人就是他的奶妈，一位善良的苦命女人——焦连寿。
焦连寿三岁的时候家乡遭遇水灾，一家人狼狈逃至京城，不得已乞讨为生。16岁时，父亲将她嫁给一个差役，丈夫却在她生下女儿后去世。
之后恰逢皇家给溥仪选奶妈，为了养活女儿和老人，焦连寿前去参选。虽然顺利被选上，但她也因此不能与女儿相见，女儿甚至在她入宫不久就不幸饿死。
进入皇宫后，焦连寿一直陪在溥仪身边，也是溥仪最依赖、最信任的人，溥仪也最听她的话。溥仪曾说，焦连寿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人，地位甚至在他的妃子和继母之上。
而焦连寿对溥仪也是异常宽容，就算溥仪到9岁还没断奶，只要溥仪需要，焦连寿都会满足他，两人相互依赖，感情非常好。
溥仪奶妈焦连寿
当然，焦连寿对溥仪并非全是溺爱，也会教溥仪是非善恶，在他的心里种上同理心的萌芽。
在年幼的溥仪捉弄整蛊太监，让他们吃脏东西，冬天往他们身上喷凉水，完全不顾及太监们的感受时，焦连寿会温柔且耐心的教导他：“太监也是人，他们也会像你一样知道难受、知道疼”。溥仪的恶作剧得以有所收敛。
虽然溥仪当时贵为皇帝，却无法决定焦连寿的去留。期间焦连寿被太妃偷偷赶出宫，得知奶妈出宫的消息后，溥仪非常伤心。
而焦连寿的突然离开，也让溥仪少有的温情越发少见。但溥仪并未因为时间的流逝忘记这个给予他所有温柔的苦命女人。
掌握一定权力后，溥仪立即派人寻找焦连寿，重新将其接到自己身边好生供养。但他们重逢后的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多久，焦连寿于1945年，不幸被日军残害，溥仪至此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人。
焦连寿旧照
狱中写书回顾前半身忏悔
虽然犯下大罪，但战争结束后，溥仪经过改造、学习，终于醒悟低头认错，给其他伪满洲犯认罪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
审讯战犯初期，原河北省公安厅侦查队长李放曾两次找溥仪谈话，给他详细分析当前局势，讲明利害关系，并让他了解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坦白从宽，争取宽大处理。
溥仪终于放下执念低头认错，甚至在听过受害者刘大娘痛心讲述自己一家，在伪满洲时期的痛苦经历后，因为羞愧难当，当场跪地痛哭请罪。
至此，这位曾经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因为一己之私卖国求荣、罪孽深重的皇上，终于真心悔悟了。
另外溥仪还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指证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揭发日本战犯罪行上百件，将功赎罪。
溥仪先后在法庭上指证曾经游说他的土肥原贤二以及板恒征四郎、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日本战犯，这些人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侵略、奴役中国百姓。但在东京大审判的法庭上，有些人竟然在走上绞刑架后，依旧拒不认罪。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指证日本人
由于军国主义思想扎根太深，同时伴有严重的民族优越性，有日本人甚至大言不惭道：“我们都是为了建设中国而来”，拒不认罪。可见军国主义思想对日本军人的荼毒之深。
但在溥仪的指证下、侦讯人员搜集的诸多铁证面前，以及语言专家的严谨助攻、周总理的严格把关下，1956年7月的一场审判现场出现罕见一幕：所有接受审讯的28名日本战犯悉数认罪，他们或鞠躬道歉、或下跪认错，或放声痛哭！
这些在中国横行多年的日本人，终于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主动要求严惩。深植于他们心中的军国主思想，也终于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这一年的审判中，有上千名罪行较轻的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毕竟一些日本人也是被迫参战，他们也曾是无辜的百姓，真正有罪的是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综合考虑之下，我国作出如此大度的决策。事实也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
1956年，沈阳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或许是被中国人的宽容大度所感化，这些人在回到日本后，自发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积极宣传中国的战俘政策，对后来推进中日建交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虽然溥仪指证有功，依旧有不少人觉得他罪孽深重，应该被处以死刑。溥仪自己对宽大处理似乎也不抱期望，因此就出现了开头与所长消极对话的那一幕。
尽管检察人员与所长都曾对他说：“努力改造，争取做个新人，不要太消极”。但依旧没能让他对未来乐观起来。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溥仪与其他战犯被要求像日本战犯一样反思过去，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一次总结。因此，溥仪用了三年的时间，从1954年开始，由他口述，经溥杰执笔，写下了那本引发中外关注的《我的前半生》。
据悉，这本书共经过三次修改，初稿完成后，毛主席看过表示：“溥仪把自己写得太坏了！检讨内容太多了”。
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
之所以写成检讨书，据说也是因为溥仪强大的求生欲。因此，他写书时的心态完全就是犯人求生的心态。这一点似乎也能从他的一首打油诗中看出来。溥仪曾说：
“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由此可见，曾经贵为皇帝的溥仪想得非常开，面子对他而言，并非第一位，性命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皇家脸面，该抛还得抛。
进行多次修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溥仪的犯人心态，另外还因为书中一些内容与史实不符，还有一些据说是出于种种原因不宜公开。因此这本书进行多次修改，耗费诸多精力，但它也因此成为具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正式出版后，《我的前半生》还被译成英语、德语等众多版本发行。因为溥仪的特殊身份以及曲折的经历，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很大轰动。毛主席看完最终版本后大赞：“改得不错”！
同时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成功，能把一个封建皇帝成功改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另外，这本书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末代皇帝》获得国际大奖奥斯卡金像奖，进一步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我的前半生》英文版
1959年，在毛主席的表态下，刘少奇主席签署特赦令，溥仪获得特赦，这也让他成为首批特赦人员之一。这在溥仪看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因此得知消息后，他情绪激动，当场痛哭流涕。对国家的宽大处理深怀感恩，并极度珍惜自己的公民身份。这一点在参加投票选举这件事上就有充分体现。
每次参加投票选举，溥仪都全程庄重严肃。某次投票时，他刚做完肾切除手术不久，却依旧坚持亲自排队投票，而且积极发言。异常洪亮的声音与刚做完手术虚弱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在某一瞬间，甚至让人忘了他是个病人。
或许在他看来，现在这个身份，并不差于之前的“皇帝”身份，所以他才认为自己是在和全部中国人民一起做“集体皇帝”，大家平等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余生
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成为一名普通中国公民后，溥仪于1960年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只做了一年，但却对他影响至深。
被特赦后的溥仪
在这里，溥仪逐渐学会与人相处。据研究员卢思聪回忆，溥仪初来乍到非常拘谨，很少说话，一说话就紧张。
但由于周围同事都很友善，即使溥仪动手能力有限，大家也都很关照他，主动给他提供帮助。这让溥仪逐渐放松下来，开始与大家一起玩闹，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
他甚至不介意大家询问关于皇宫的事，大方讲述同事们好奇的皇宫秘闻，以及自己在宫里因为吃多春饼，被小太监拎起来往地上蹲的趣事，逗得同事们开怀大笑。
对于同事们的调侃，也不会触动他敏感的神经。有一次他系错扣子出门，被同事看到后调侃。溥仪哈哈一笑，末了还不忘自嘲：“我真是太笨了！”
因此，在同事们的眼中，溥仪不但没有一丝皇帝的架子，还是一个非常有趣、没脾气、好相处的人。
当然，在原则性问题面前，溥仪也会罕见发火。据悉，当时的植物园附近住着很多旗人，虽然清王朝早已覆灭，但在他们心里，溥仪依旧是皇上。因此，他们见到溥仪后，依旧像往常一样齐刷刷跪倒在地喊皇上。溥仪大怒：“都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来这一套！”
溥仪在植物研究所
无论是参加投票，还是怒斥旗人，都能看出溥仪确实打心底里将自己的皇上身份抹去，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公民，并认真享受这一身份带给他的所有权力与义务。这也再次证明，毛主席当初的特赦决定很英明。
1961年，溥仪被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虽然忙碌，但他却很开心。因为他负责整理的史料，有很多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贡献一点力量，这也许能让他再次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但无论被调往哪里工作，植物研究所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地方，这个地方教会了他如何融入社会，如何与人相处，也让他结交到了很多好友。所以他每个月都会回来几次，直至生病才被迫中断。
除了工作方面被关照，溥仪的婚姻问题也被不少人关心，给他介绍亲事的人不在少数，就连毛主席都亲自问候并幽默调侃：“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啊！”
但因为溥仪拒绝跟皇亲贵族沾边的所有对象，他的婚事也就一拖再拖，直到身边同事给他介绍护士李淑贤。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8岁，关系进展却很快，感情也很好，满眼皆是对方。
毛主席接见溥仪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他们甚至公开挽着胳膊去看电影，朋友看到后口气颇酸的调侃。看得出来，李淑贤在溥仪心里很是特殊。溥仪曾非常隆重地，将李淑贤带到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植物研究所，并将自己的爱人以一种略显夸张的方式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对于他的这段婚姻，有个英国记者表示难以置信，一个曾经的皇上，竟然和一位平民结婚了！对此，溥仪骄傲地告诉对方：“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之前的中国，我也早已不是皇上，而是一名中国公民！”
在之后的时间里，溥仪相继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央文史馆委员。即便是在特殊年代，他也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不至于遭受冲击。不幸的是，他于1966年底患上尿毒症，次年10月17日凌晨去世。至此，溥仪走完了他曲折的一生。
人无完人，是非功过自由后人评断，溥仪所犯的错，不止他个人的原因，也与当时复杂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好在他及时醒悟，彻底改过自新，这也是主席特赦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