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驽

1938年3月27日晚上,香港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的阳台上,坐着5个男人。他们的名字依次是“太郎”、“次郎”、“三郎”、“四郎”和“五郎”。他们并不是兄弟,排序也不是按年龄大小,甚至不全是日本人。

5个男人中,有3个日本人。他们分别是:“太郎”西义显,时任南满铁路局(简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三郎”伊藤芳男,满铁办事员;“五郎”松本重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另外两个人是中国外交官。“次郎”叫董道宁,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另一位即是“四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五个人压抑着激动的心情,低声讨论着一件惊天大事。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即将撬动多少大人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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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日本人交谈中

一、董道宁去日本

五个人谈论的焦点,是“次郎”董道宁口袋里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所写,收信人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行政院副院长张群。

为何一个日本军官会给激烈交战中的中国军政要员写信?这要从董道宁2月份秘密去日本说起。董道宁出生宁波,在日本长大和求学,说得一口标准的日语,大家称他为“日华人”。1938年年初的一天,他在上海与西义显相遇。别看西义显职位不高,他深得满铁副总裁松冈洋佑信任,而松冈洋佑与首相近卫文麿关系密切,后来还出任过近卫内阁的外交部长。

——这根线,开始串起来了。

西义显怂恿董道宁:“你作为交战国的外交官,既然秘密到上海会见了敌国的大使,就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董道宁本有与日本联络之意,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冒险去日本。之所以说是冒险,是因为他作为在职外交官,此行没有得到上级授权和批准。

当时日军正在中国大地上,对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进行疯狂进攻和屠杀,为何会接待一个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呢?

在日本内部,对于侵略的方向和节奏上,存在不同派别。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强硬主张对中国“膺惩”(他们很喜欢使用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也有少数人认为不应该扩大。其中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掌握实权)多田骏、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等,就是“不扩大派”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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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件策划者石原莞尔)

日本缺乏战略家,而石原莞尔是日本罕有的战略家,他是“不扩大派”的理论家和主心骨。但不要以为他是爱好和平。事实上,石原正是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策划人和发动者。他反对七七事变后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是觉得日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北面的苏联。

后来石原被排挤出日本军部核心位子,他一手提拔的影佐祯昭成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

董道宁的到来,无疑使“不扩大派”很兴奋。影佐回忆:“我对于单枪匹马来到敌国日本的董(道宁)氏的热情和勇气很是感动。”影佐对董道宁说:“今日(再)追究中日事变的责任,等于算着死去的儿子年龄。”

经过几轮交谈,他们认为实现中日和平有希望。为了表达日本方面的诚意,影佐决定给中国方面写一封信。但他作为一名佐级军官,直接写给蒋介石显得突兀,于是收信人定为影佐的士官学校同学——何应钦和张群。

影佐来信大意为:董道宁先生来日,传达中国和平诚意。只要双方能捐弃过去的一切,诚心诚意相对,中日可望言归于好。希望两国派人继续交流。

信末,影佐郑重签署上自己的军衔——“影佐大佐”——表明这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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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时合影:前排左为今井武夫、中为汪精卫、右为

二、“次郎”的信

在东京访问十来天后,董道宁启程归国。陪伴他的,除了西义显,还有满铁一个办事员伊藤芳男。伊藤是一个日本浪人式的人物,职位不高,能量不小,很会办事,西义显拉他进来,在办理出入境手续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日本开往大连的“乌苏里江号”轮船上,三人约定,以参加“和平工作”的先后次序结为兄弟,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伊藤为三郎。

董道宁和伊藤回到上海,见到高宗武和松本重治。伊藤提议:“我和西义显、董道宁三人结为盟友了,还可以用在密码电报中。”松本重治对高宗武道:“你如果不反对,你做四郎,我做五郎怎么样?”高宗武与松本关系一向很好,这时笑着答应:“四郎也行,假如你是五郎的话。”松本进一步说:“把影佐当作六郎吧,我就缺席指定(他)了。”

月底,五人来到香港,出现了文章开头浅水湾五人相会的场景。

几人沟通了一番中日形势,认为:虽然1937年底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近卫内阁发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但两国内部,都存在一股和平的力量,日本方面是参谋本部,中国方面是“低调俱乐部”。

当下的任务,是将影佐的信带去战时首都武汉。董道宁性格单刀直入,说他回去亲手交给何应钦和张群。高宗武反对,说先交给周佛海看,商量后再定。董、高二人意见出现对立。从职务上看,高宗武是上级,从年龄上看,高宗武要小十岁,董更资深。最后松本调解说:“我认为利用影佐的信件直接说服蒋介石为上策,还是和周佛海商量一下,因为他可以直接和蒋介石等首脑进言。”

会后,董道宁和高宗武飞回汉口。松本因通讯社工作繁忙,后来把犬养健介绍给高宗武,参加进了“和平运动”。这个犬养健不是一般人,他是日本国会议员,他的父亲犬养毅,曾是日本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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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日军参谋本部新成立的第八课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

三、蒋介石的条件

“太郎”西义显徘徊在香港,焦急地等待着高宗武和董道宁的回音。还好,没让他久等。半个多月后,4月16日,董道宁出现在西义显的房间里。他们正举杯相庆时,高宗武接踵而至。

三个人很高兴。董道宁私自出访敌国,没有被追责,反而得到肯定。为了活动方便,董道宁的外交部科长职务、高宗武的亚洲司长的职务,都免去了,可以在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所”的名义,自由与日本联络。

三人再次举杯庆贺时,高宗武突然说:“我有特别重要的话告诉西义显先生,董道宁你回避一下。”董道宁闻言,尴尬地放下酒杯,悻悻退出。

高宗武此举,除了故意为难董道宁外,他说的每一句话,确实都是机密中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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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郑重其事地对西义显说:以下内容,是蒋介石亲口告诉我的,没有文字记录,请你原原本本向日本当局转达。

高宗武的话,概括大意如下:蒋介石看了影佐的信,非常感动。影佐此举,无疑将武士的生命交予敌手,说明影佐对中日和平具有足够的诚意和勇气。现在中日之间的问题,一是东北四省,二是内蒙,三是河北、察哈尔。一和二,可以留待他日协商,三则须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主权和行政完整,日本必须尊重。如果日本同意上述意见,可先行停战,然后进行详细谈判。

西义显带着蒋介石的条件,兴冲冲地回到日本。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当头一瓢冷水。当时的形势,日军正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徐州,以报台儿庄一箭之仇。强硬派气焰高涨,哪里会同意停战、“和平”?

就连影佐也不敢表态支持和谈。西义显回忆:在参谋次长室举行的会议上,“我拼尽全力地热情讲演,但是,本应为‘事变不扩大派’总帅的多田中将,还有以军阀内部的自由主义者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少将,都像大佛一样沉默,均缄其口不发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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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底线:日军撤出长城以南

四、“高宗武路线”出炉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并没有达到合围李宗仁第五战区主力的目标,近卫内阁乘机排除了强硬派杉山陆相和梅津次长,“不扩大派”又有了发言权。

重新活跃的西义显和伊藤再次来到香港,会见了高宗武。西义显劝说高宗武:“你到东京去,与影佐直接联系,可以使影佐一派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伊藤在一旁添油加醋:“和平重于一切!”

高宗武匆匆返回武汉,跟周佛海商量。据后来汪伪集团骨干、当时任军委会秘书处长的罗君强回忆:“陈布雷命我前往机场妥慎迎接……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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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财政的孔祥熙

罗君强还因高宗武一事遭受无妄之灾。罗君强一直为高宗武代领代汇活动经费每月6000元(当时约合2000美元),有一天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孔兼总裁)看到给高宗武的汇款单,大为生气,当面向蒋介石质问:“你给高宗武发经费,为什么不让我这个行政院长知道?”蒋介石拿出一贯手法,矢口否认。一转身向罗君强发怒:“这样的小事,为何弄得中央银行个个都知道?”罗君强委屈地回忆:“我哪里会晓得孔祥熙既是堂堂行政院长,又是蒋介石连襟之亲,蒋怎么会向他隐瞒呢?”

高宗武回到武汉,纠结去日本一事,非常重大,不敢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这时对于高宗武要不要再去香港主持“日本研究所”,心存顾虑。既不表示让他再去,也不说不必再去。高宗武被“闲置”在汉口德明饭店,每日如坐针毡。

周佛海极力支持高宗武去日本。他对高宗武说:“蒋(介石)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你只有快走。这件事外面知道得多了,你要负责。好事成功,大家高兴,万一不顺手,老头子(蒋介石)会为你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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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后来是汪伪政权的骨干人物

几天后,高宗武再次飞香港。周佛海在1938年6月5日日记中记载:“晚,武兄(高宗武)来,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看来周佛海的预感很灵。高宗武此去,走上了一条与虎谋皮的不归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内地。

周佛海日记中的“奉命”,是奉谁之命呢?既不是蒋,也不是汪,而是陈布雷背着蒋介石作的决定。陈布雷本是“低调俱乐部”一员,又与周佛海要好,这时伸手推了高宗武一把。罗君强回忆:“周佛海和陶希圣怂恿汪精卫密商之于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经费既未停发,说明高的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去也不算错,就让他再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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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董道宁、高宗武、周佛海的活动,都锚定蒋介石,为何后来成了汪精卫逃离重庆,走上叛国投敌之路呢?

据“五郎”松本重治回忆,高宗武到达香港后,二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松本问高宗武:“你夹在蒋先生和汪先生之间,很为难吧?”高宗武回答:“正是那样。两位前辈(蒋、汪)的意见分歧似乎越来越大,所以我的痛苦也将越来越多。在中日和平的大义上,从我的信念出发,我只能站在汪先生一边。”松本说:“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本方面撤兵。如果蒋先生下野是日本撤兵的唯一条件,蒋先生不予考虑吗?”高宗武说:“如果蒋先生下野的话,没人能收拾局面,因为汪先生收拾不了。”松本道:“这就难了。如果蒋先生不能下野,和平运动就无法成功,就没有办法停止战争。”

高宗武经过深思后回答:“如果日本声明撤兵,汪先生自己下野,各地杂牌军响应,这样蒋就不能长期抗战了。到那时候,蒋先生不得不引咎下野。这时汪先生和蒋先生再心照不宣地复出,收拾局面。”松本问:“你说的杂牌军指的什么地方?”高宗武回答:“从云南的龙云起,四川、广东的将领们,再加上山西的阎锡山。

这又是一段内容极为丰富的对话!

高宗武与西义显、松本重治等,明确了思路:拉拢地方实力派,拥立汪精卫在西南、两广成立政府,逼蒋介石下野,谋求中日和谈,日本撤兵。

他们称之为“高宗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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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最怕蒋介石吞并他的地盘

五、东京之行

他们之所以想出“以汪代蒋”这条路子,是日蒋汪三方因素促成。

一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当时日本军事优势巨大,以为征服中国近在眼前,于是狂妄地声称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个声明被少数清醒的日本人骂为愚蠢,近卫自己也颇为懊悔。这也是后来近卫内阁排挤强硬派杉山和梅津的诱因。

二是蒋介石一直保持着清醒和强硬。他在演讲中说:“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阀的凶悍,日阀的狂妄,日阀的自欺欺人,和日阀的愚昧无知,而最急要的是要大家认识日本目前有整个吞噬中国的决心。”蒋介石的底线,是要日军撤出长城以南。而这是日本不可能答应的条件。

三是汪精卫被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认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他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领袖。作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高宗武亲汪,主要是政治理念相近,再加上汪精卫对他刻意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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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蒋向来貌合神离

“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评价说。他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2年春天。“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汪精卫光荣的革命志士的历史,对高宗武的刻意关怀,使高宗武为之倾倒

——来一段插曲:著名记者徐铸成,也是年轻得志。有一次他到广州,去汪精卫东山3号寓所采访。“我和汪谈了逾半小时。辞出时,汪不仅送出客厅,并送至大门口,亲为开汽车门。对一年轻记者,如此客气,无乃太过而近于虚伪乎?”徐铸成、高宗武对汪精卫的观感,对照一下,也许可以进一步认识高宗武的性格和为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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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上海

高宗武曾感动地回忆:“我记得1937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精卫)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

汪精卫还是高宗武与沈惟愉婚事的证婚人。高宗武不满三十岁,就当上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王克敏(后来华北汉奸政府的首脑)曾想把他“最珍爱、最美丽的女儿”嫁给高宗武为妻。

高宗武还回忆起一件趣事。有一次他与日本人会谈结束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说:‘(日本驻华)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他一面说,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接着说:‘这是位北平名门小姐,非常美丽,她已故父亲曾经在北平当过内政部长。她目前在日本学习音乐,成绩很好。大使和我很关心你至今还未结婚,我们愿意替你和这位小姐做媒。’须磨的态度一本正经。我不想失礼,收下照片并谢谢他。但是我早就下定决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照片里的姑娘的确很美,如果她不是经由日本大使的介绍,我可能慎重考虑娶她。后来须磨又来,把照片要了回去。”

后来高宗武娶了沈惟瑜,二人琴瑟和谐,对汪精卫心存感激。高宗武的妻子在后面还有重要戏份,到时再讲。

现在,高宗武决心私自去日本。他也不是全无犹豫。他从香港出发,7月2日途经上海时,再次去见了“五郎”松本重治。

松本回忆,当天晚上他正在上海的寓所里等高宗武到来。约十点钟,有人按门铃,高宗武戴着墨镜闪身进屋。高宗武说:“阿重,我还是不想去日本。”松本劝他:“你到日本去,决不是背叛蒋先生,是为了中国永久和平与幸福。”高宗武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想当汉奸啊!你既然这样说,我再考虑考虑。”松本催促道:“离开船时间只剩一小时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高宗武胆怯地说:“要乘船必须经过外白渡桥,那里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守,我担心被盘问。”松本拍胸脯说:“这个简单,一会我们坐同盟社的汽车,你戴上我的帽子,佩戴上从军记者的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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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盟社报道)

子夜时分,两名男子跨进了挂着日本同盟通讯社旗帜的轿车。车到外白渡桥头,故意降低车速。松本大声对哨兵喊道:“同盟通讯!”哨兵回答:“可以。”汽车加速开往码头。松本得意地说:“宗武,怎么样?”高宗武笑道:“你叫声太大,倒吓了我一跳。”

“三郎”伊藤正在码头上焦急等待,看见高宗武到来,一把握住他的手说:“来得太迟了,我担心得很。”

伊藤这么着急,是因为日本军部已经将高宗武联络“和平”的行动,命名为“渡边工作”。现在,“四郎”——“渡边工作”的核心人物——高宗武,在“三郎”伊藤陪同下,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向漆黑的大海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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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沈惟愉夫妇

(未完待续,精彩随后呈现!)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