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治学如同扮演警察、律师、法官，抽丝剥茧、慎之又慎，全因对历史这门学问的敬畏
说起宋朝，你会想到什么？是繁华富丽的汴京、风雅灵动的诗词，还是积贫积弱的国力、屡战屡败的外交？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矛盾复杂的朝代之一，两宋三百年的真实面貌在众说纷纭中若隐若现，留下无数谜团。
宋代士大夫宣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事实真的如此吗？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铮强所著《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告诉我们，宫廷斗争贯穿于中国君主专制史，被正史掩盖回避的宋朝宫斗也不例外，甚至波诡云谲。
一部《宋史》，在吴铮强眼里，就像一本破绽百出的案件卷宗。在风雅宋朝的背面，有欲盖弥彰的自导自演，有粉饰太平的杜撰加工，有刻意经营的轻描淡写，皇子、后妃、宦官、外戚、宗室、权臣无一缺席这场“权力的游戏”，吴铮强深挖史料，一窥“官家”隐藏的心事。
为历史“破案”，要大胆推理，更要谨慎求证。吴铮强拆穿历史的一句句谎言，再尽力给出合乎史实与逻辑的解释——“庆历八年宫变是宋仁宗和张贵妃自己策划的”“宋仁宗是一生都受女性控制的皇帝”“女性贯穿着宋朝政治”……“不要太相信那本书。”面对南宋李焘的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吴铮强说，“我们要看到他在拼命暗示我们的东西。”
台州学院特聘教授张呈忠认为，历史写作要“学术性和通俗性兼具”，对于史料的运用和解读，要“有一种彻底的批判”。治学如同扮演警察、律师、法官，抽丝剥茧、慎之又慎，全因对历史这门学问的敬畏。
嘉宾：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呈忠（台州学院特聘教授）
主持：高渊（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
残酷但还算文明的宋朝宫斗
高渊：宋朝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很多人都说，如果能穿越，就要穿越去宋朝。你写宋朝的宫廷政治，是想写宋朝的“阴暗面”吗？
吴铮强：宋朝确实有它很辉煌的一面，特别是经济和文化方面。很多人都想穿越到宋朝，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宋朝开创了中国的科举社会，中国人喜欢读书的传统就是宋朝开创的。
我并没有强调宋朝的辉煌，但这本书的初衷也不是要揭示它的黑暗面。它的缘起是做一个音频节目，我本来想把史书上有意思的故事讲述一下，但整理后发现，并不是史书上写的那么回事，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形成了这个书稿，其实是推翻了史书上的一些描述。
但哪怕我描述的面貌都是准确的，去跟汉朝、唐朝比的话，宋朝宫廷政治虽然也有残酷激烈的一面，但总体是比较文明的，至少没有发生内战。
高渊：你觉得宋朝的宫斗，跟以前或以后的朝代相比，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吴铮强：由于士大夫崛起、儒家文化复兴，宋朝宫廷政治的权力格局和前朝类似，但伦理规范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约束。
像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直接杀了他的哥哥，逼他的父亲退位，这其实是凶杀。到了宋朝，虽然我们认为宋太宗害死了他的兄长宋太祖，但史书上不承认这一点，史书是“太祖禅让”、“正常死亡”，所以哪怕有谋杀，方式也不会像李世民那样野蛮，我们推测是下毒、暗杀等。
跟后世比，宋朝出现的程朱理学，到了明清成了正统思想。明清两个王朝受儒家文化的约束更深，像我们很熟悉的雍正夺嫡故事，也是相对比较规范的皇位传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是一个过渡时期。
高渊：宋朝什么时候开始称皇帝为“官家”的？
吴铮强：宋朝从一开始就称皇帝为“官家”。肯定宋朝的学者认为，“官家”是把皇帝作为一个职业称呼的，有点将皇帝的角色职业化，甚至有人认为它有“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意思，有些文章也把它和士大夫政治联系起来。我未必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可能有一定道理。
我要补充一点，这个称呼有限定范围的，在臣僚、官员作为第二人称面对皇帝的时候，仍然称“陛下”，不可能称“官家”。称“官家”是两种场合，一种是后宫里，皇后、太后面对面称皇帝为“官家”，一种是士大夫称皇帝，第三人称讲“官家”。
如果要推测的话，它可能是五代留下来的，因为那时候传统文化比较衰弱，那是一个武将王朝，武将跟皇帝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就是“哥们”，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形成了“官家”的称呼。
大胆而谨慎的历史考证
高渊：这本书的细节考证很有意思，张老师也是宋史专家，书中最让你脑洞大开的内容是什么？
张呈忠：对研究者来说，宫廷政治是最难的，因为宫廷里面很多事情都是通过私下的，甚至是密谋的方式来进行，留下来的记载很少。“斧声烛影”这四个字特别能体现宫廷政治的特点，所有东西都是在朦胧状态下，我们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一些东西，但又很难说什么是真实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书中讲宋哲宗的继位，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继位过程，也有人说里面有很多权力斗争。假如宋哲宗继位没有阴谋，为什么又会引起那么多波澜？假如当时就有很多斗争，为什么哲宗继位本身又那么平稳？吴老师给出了比较合理的逻辑，不光是神宗的想法，还有宰相的态度、高氏的垂帘诉求，以及很多皇室成员夹杂其中，大家都在借机做文章，才使这件事变得非常复杂。
高渊：吴老师自己比较得意哪个细节的考证？
吴铮强：脑洞最大的是庆历八年宫变，我通过历史记载重新梳理，希望能给出一个合理的推断。有一点我蛮有把握，就是对正史叙述的否定，史书现在提供的说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给它一个解释，目前只能给到合理解释的范围内。
在传统叙述中，庆历八年宫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刺杀事件。那天晚上皇帝跟曹皇后在一起，正史记载有人要来刺杀皇帝，曹皇后保护了皇帝，来刺杀的人是皇帝的护卫。对这种说法，好像没人怀疑过，但你琢磨一下，完全不合理。
仁宗是拒绝跟曹皇后生育的，他和曹皇后晚上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小。史书上有个情节，当刺杀发生的时候，皇帝夺门而逃，皇后去保护皇帝，这个情节也不合理，哪里有皇后保护皇帝的？接下来，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就出现了，张贵妃保护一个宫女，但曹皇后一定要把她杀掉。我认为这次刺杀，是张贵妃和仁宗自己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拒绝跟曹皇后同房。
对这个推断，很多读者觉得太离谱了，坦率说我也觉得离谱，我很愿意接受一个推翻了我、更加合理的解释。
高渊：大家普遍认为宋仁宗是一个仁慈的好皇帝，看了这本书，我觉得仁宗是一个犹豫隐忍的人，他有两次想废皇后，也有过自杀的行动。你觉得宋仁宗是个怎样的皇帝？
吴铮强：他是一个一生都受女性控制的皇帝。仁宗和张贵妃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受制于曹皇后，性格比较柔弱。后来士大夫之所以把他描述得非常正面，是因为他受士大夫的制约比较多。
后人在讲北宋历史的时候，常会把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视为核心事件。我们回到历史情境中，有一点非常确定——王安石变法的前提就是否定宋仁宗的政治。对仁宗的正面评价，是从南宋以后才开始的，在北宋变法时期，对仁宗是否定性的评价。
张呈忠：当时有一个说法，王安石把仁宗朝视作“不治之朝”，他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叫“大有为”。在仁宗朝，很多士大夫对现状是非常不满的，他们有很多言论，说国家的形势如何糟糕。
如果我们去论证仁宗朝如何糟糕，能找到的证据太多了，好像整个王朝岌岌可危。仁宗的个人才能比前几位皇帝都差远了，但正是因为有一个不太强势的皇帝，士大夫特别是宰相等朝臣的发挥空间更大，这也给后世造成了一个强烈印象——在宋仁宗时代，士大夫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高渊：再讲一个宋朝皇帝——宋高宗，他一辈子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不北伐”，对此你怎么评价？
吴铮强：这完全是和他自己利益相关的。一种观点认为，不北伐、不恢复中原，双方军事达成了平衡，如果重新挑起战争，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好处。但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不这么理解，其实宋高宗有能力北伐，岳飞那一代武将确实是有能力的。
有一个背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金朝本来没有想统治中原，宗泽是恢复了开封的，是高宗一直南逃，所以责任完全在高宗本人。但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讲，他这么做，对他个人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的皇位继承没有合法性，这才是他不愿意北伐真正的原因，所以他强烈抗拒恢复中原，这是我的观点。
张呈忠：我们经常提到岳飞，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南宋的立国过程中，岳飞绝对是有功的人。岳飞肯定是被冤杀的，他被定的那些罪名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确确实实是“官家的心事”，岳飞之死和皇帝的内心想法有直接关系。即便岳飞这些大将功高震主，威胁到了皇权，也有其他办法解决，比如赵匡胤就可以“杯酒释兵权”，用比较和平的方式，而宋高宗采取的是宫廷阴谋，是罗织罪名。
这是宋高宗非常阴暗的一面，这点是无法否认的。我们无论提多少“新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都无法否认岳飞确实是被高宗冤杀的。
高渊：这本书里写了很多女性，你觉得最厉害的是谁？
吴铮强：书中女性的确非常多，因为女性贯穿着宋朝政治，而且是比较夸张的，恐怕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最厉害的，我认为是高宗的吴皇后，她几乎没有垂帘听政，但始终控制着朝政。不仅如此，即使她的生命结束了，后来宁宗的杨皇后也和她有很强的延续。所以，南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太后来控制的——吴太后和杨太后，这个我自己也蛮吃惊的。
张呈忠：我补充一下，到南宋晚期，谢太后影响也很大。南宋后期很多宰相都是浙东人士，谢太后就是台州人，她父亲当过宰相，用了很多台州官员，包括她的亲属。我们过去认为宋朝政治是士大夫政治，对外戚重视不够。外戚影响朝政，在南宋时期非常明显。
吴铮强：还有两个权臣，贾似道和韩侂胄，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外戚集团。
高渊：你在书里多次说，不能太相信《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们原本认为这是一本很靠谱的书。
吴铮强：对，我觉得这是宋史学界可以长期深入挖掘的。不是说作者李焘没有搞清楚，也不是李焘不想把事实告诉大家，而是有些结论他不能说。那本书是很奇怪的，它有正文和注释，正文代表他的观点，这个观点只能是政治正确的。他很多真实想法在注释里面，并不是李焘想骗我们，而是他不可以说，我们要看到他在拼命暗示我们的东西。
学术与通俗兼具的历史写作
高渊：你的笔法既专业，又通俗，这是你推崇的写史风格吗？
吴铮强：这本书出版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很满意，觉得这个程度刚刚好，也有读者觉得通俗的部分没有必要，干嘛要把史料引一遍，再用白话讲一遍？传统的历史写作，是“先写专业的，再写通俗的”，我这次倒过来，这本书最早是一个音频节目，本身是一个通俗讲稿，我是写完比较通俗的，再改成专业论文发表。
作为专业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史料来讲任何事情的。现在有一种评论认为，我的脑洞太大了，很不靠谱，是不是都是虚构的？说实话，虚构对我来说很难，因为这是一个专业习惯，看不到史料，我根本没有办法说任何话。
高渊：张老师即将出版一本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新书，你觉得写史的文笔应该是怎样的？
张呈忠：我们经常说“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但要做到很难。因为学术训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我们长期受这种训练，要写得通俗就非常困难。
现在史学界很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专业的研究者跟一般的爱好者之间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在史料的运用和解读上，是不是有一种彻底的批判。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我觉得写作要追求有更多读者，这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高渊：研究历史，就像在侦破一个个案子。你们做研究，是不是愉悦、困惑和沮丧交织在一起的？
张呈忠：我们研究历史，有时候像办案的警察，根据蛛丝马迹还原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像律师，要为历史人物辩护；有时候像法官，要做决断，还要对历史人物做评判。一个人兼着“司法”的很多身份，我们也提醒自己，要时时刻刻警惕，探讨的真相是否合理？辩护的理由是否充分？做最后判决的时候更要谨慎小心，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对历史这门学问，要保持敬畏。
吴铮强：我完全同意张老师讲的，做历史研究，“公检法”我们都干了，区别就是，真正的“公检法”受到的限制蛮多的，而我们，至少思考和写作的过程是比较自由的，没有那么多顾虑。如果讲到日常生活，我要诉个苦，做研究确实蛮苦的。
当历史研究者，长期的伏案写作很伤身体，所以不要觉得历史很好玩，一冲动就选择了这个职业。有时候我会觉得身体吃不消，就多出去走一走，常去看一些宋代的遗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