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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 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们被叫作 “挎包包收钱的”。

“上世纪80年代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带上发票一打,四面八方收税。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也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

“当年我因为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邓小平复出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国库里才只有一千几百美元。当年咱们的代表团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哪儿像现在!……”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场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场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特可爱了。

“以前税收制度和条例都不太严,确实存在送顺水人情的空间。现在不同了,严多了,谁想送那也不太容易送成,除非互相勾结,以身试法。大的问题上,我比谁都讲原则,谁想阻挡都不行。我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前年,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盖好了一幢楼,我耐心等着他把楼卖完好收税。不料有天他说,他不卖楼了,他要将楼作为股份,与别人合伙搞什么会所。以物代资与别人合伙搞项目,这当然也就不必纳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在搞鬼。他说会所开张后需要服务员,你有什么三亲六戚尽管介绍来吧。你介绍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了。我又明白了,这是在拉拢我呀!二百几十万的税呢!美的你!跟我来这套?那我就替国家盯死你了!半年后,他又对我说合作不愉快,他已经撤股了。入股时是一幢楼,撤股时是现金转账。别当我是傻瓜,我没闲着呀,我暗中调查过了,那合伙人是他小舅子,真实身份是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职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经商,你小舅子犯了党纪了,你们的合伙不合法!一份报告打到市纪委,纪委一调查,情况属实,把他小舅子给撤职了。……”

他说时,杂志卷在手中,一记记拍向小茶案。

“以后当所长了,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税务所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高级的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 ‘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

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

摘自2011年12月2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