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是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古老的中华迎来了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开国大典的这一天，是天安门历史上永远的光荣，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城楼，30万群众在当时还是“T”字型的广场集会，受阅部队通过长安街接受了检阅。从这一天起，天安门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永远铭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然而就是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由于当时首都北京刚解放不久，物质条件受限，加上又缺乏经验，出现了一些看似不完善的事情。回头来看，反而成了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故事。
毛主席忘记佩戴“代表证”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展现出巍峨壮丽的身影，宽阔的红色城墙庄重肃整，正中门洞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制服，目光慈祥睿智。城台两侧的红墙上，横挂起2条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连日来，北京市民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氛围当中。10月1日从清晨开始，首都各界群众就已经手擎五星红旗，高挑缤纷彩灯，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早上六时，周总理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后，又一次把电话打到毛主席卫士值班室，关切地问道：“主席睡着了没有？”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李银桥回答说：“还没有啊。”
周总理真有些急了，在电话中用命令的口吻：“你们要想办法催他休息，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李银桥走进毛主席办公室，里面烟味呛人。显然，毛主席在工作中抽了不少烟。李银桥轻声地劝道：“主席，早点休息吧。”主席没有任何回应，仍旧聚精会神地工作着。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说，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夜里十一二点钟吃一次饭，然后继续办公，直到清晨四五点钟才睡觉，上午10点钟才起床，一天最多睡四五个钟头。有时忙起来一天只吃一顿饭，一连几天几夜不睡觉，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
毛主席直到把文件批阅完毕，才立起身子，并交代李银桥：“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下午1时整，卫士们准时叫醒了毛主席。
下午2时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副主席和56名委员在五星红旗下面宣誓就职。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下午2时50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分别上车， 5分钟后便到了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地上。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自然是走在最前面。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按顺序跟上。
从天安门城楼下到城楼上，要整整爬100步石台阶。
毛主席在卫士的搀扶下，沿着城楼西楼的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这时，秘书叶子龙突然发现了一个情况，不禁一惊——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没有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开安门城楼的“代表证”。每位登上天安门的政协代表胸前都别有红绸条，上面印有佩戴者的名字，其中毛主席和其他六位副主席印在红绸条的名字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其他六位副主席胸前的红绸条都端端正正地别着，惟独毛主席胸前是光秃秃的，看上去十分明显。开国大典上还有苏联摄影师专门来拍摄彩色片，留下的将是历史性镜头。
叶子龙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走下楼梯，找到钟灵（美术家）。
钟灵也顾不上许多，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返回到中南海的工作室，在一张红绸条上手写“毛泽东”三个仿宋字，喷上金粉，没有等晾干，就跳上汽车。
等他赶到天安门城楼时，毛主席已走了一大半台阶。
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开国大典的纪录片中，你可以看到，冷不丁从后面赶上一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交给叶子龙一个小绸条。叶子龙急忙上前帮助毛主席把绸条别好。
就在毛主席还差两步就要走完全部台阶时，广场上的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的喇叭里也同时传出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丁一岚兴奋的欢呼声，“毛主席来啦，朱德副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来了，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顿时，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30万人热烈鼓掌、欢呼，红旗、花束、口号声卷起阵阵波涛。
升国旗环节说漏一个“国”字
就在中央主要领导、各位委员全部登上天安门城楼后，开国大典仪式正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开始招呼：“大会全体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广场上，兴奋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一位个子高高，满头银发，戴着眼镜的老者走到麦克风前。他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林伯渠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早年曾跟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新的革命历程。延安时期，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中共党内“五老”之一。
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
随后，毛主席走到麦克风前，朝着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整个广场红旗飘扬，人群静候。毛主席带着浓重湖南口音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声音如同隆隆春雷，响彻在神州大地上，顿时，广场上30万军民，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天安门广场化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随后，林伯渠高声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他将“升国旗”说成了“升旗”，这是口误，而这“国”字是无论如何不能省略的。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小声提醒：“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地宣布了一遍，其中增补了一个“国”字。
之后，毛主席迈着矫健、稳重的步伐，走到电动升旗的开关前，稳稳地将电钮转到“升”的位置。广场中央电动旗杆上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的目光中，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像一轮朝阳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礼炮的巨大轰鸣声震天动地，仿佛表达着人们内心澎湃的思绪。这响声飞向天空，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振奋着5亿炎黄子孙的精神，也预示着从此得以在世界上自豪地做人，扬眉吐气。
眼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毛主席的胸膛起伏不已，不禁脱口大喊了一声：“升得好！”这声音通过喇叭传了出去，整个天安门广场也随之沸腾了。
这面由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珍贵的纪念意义。如今，它作为珍贵的文物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供人民瞻仰。
新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
在10月1日下午庆典仪式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读完毕，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一遍又一遍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篇公告，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而在开国大典上的天安门城楼，也进行着新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
9月30日，担负着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发出预告：10月1日下午3点钟举行的开国大典的现场实况，将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各地，全国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将同时转播。
这是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转播。
而要把开国大典现场的真实音响，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全国各地，首先应该给这次转播起一个恰当的名称。
因此，早在1个月前，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承志，就委托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梅益和温济泽考虑一下，为此项工作起个“好名字”。二人商量后决定，把这次大规模的转播叫“实况转播”。于是，这一新词汇，一个崭新的专业用语就此诞生，并沿用至今。
为了尽可能给播音员准备一份与实况相符合的稿子，担任拟稿任务的记者胡若木、高而公、杨兆麟事先采访了阅兵式和分列式的练习，并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了解情况，写出了广播草稿，以备实况转播时使用参考。
负责机务工作的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主任李伍。临时将转播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拐角处，发射机房位于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的一侧，是临时搭的木板小屋，由军委三局（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部前身）协助施工完成。
这是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转播。
开国大典的音响工作由技术员傅英豪负责。当时，新华广播电台扩音设备功率较小，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听清楚来自城楼主席台上的声音，曾参加创建过陕北电台的傅英豪设计制作了几部“土扩音器”——把9只喇叭安装在一块木板上，把它们安放在广场的不同位置，以此加大了扩音量和播音范围。由于每个扩音器上装有9只扬声器，同事们都戏称它为“九头鸟”。而正是这些破破烂烂的设备成功地保证了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音效。
担任开国大典现场播音的是齐越和丁一岚。作为新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自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负责实况转播的编辑记者是3位小伙子，准备工作很简单，他们以为转播实况不就是把现场的所在音响全播出去吗？所以，他们事先没准备什么播音稿。而且，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规定一条纪律，播音员要严格念稿，不能擅自更改。这样，稿件不多，播音员又不能即兴讲，自然讲的就少了。
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努力，但播音员还是好多时候没有解说词，虽然飞机声、坦克声、马蹄声、军乐声乃至齐刷刷的脚步声都给人以雄浑壮阔的联想，但是，未能亲临现场的人们毕竟不满足，希望把现场介绍得越多越细越好，毕竟有关开国大典的一切，他们都想知道。
开国大典过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到潮水般的听众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可是，人们并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中的遗憾，但这是一个最朴素、最真实、最好的开端。
彩色胶片不幸被烧毁
为了新中国的庆典，苏联派出一个电影摄制组，专程由莫斯科来华拍摄。10月1日这一天，他们也和受阅士兵一样，早早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将几台摄影机架设在不同的位置上。下午3点50分正式开机拍摄，直到夜幕降临，摄影师们才抱着几十盒沉甸甸的胶片返回宾馆。
不幸的是，几天后，一场意外的火灾竟将这些极其珍贵的电影胶片中的大部分化为灰烬，只抢救出了一小部分胶片。而值得庆幸的是，被抢救出的这一小部分，正好是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珍贵镜头。
包瑞德照相风波
开国大典当天，一位美国人站在远离主会场的东交民巷受阅部队集结地，偷偷地拍摄几张照片。这一举动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随即将其抓获。公安部门阅兵副总指挥唐永键报告说：“我们抓到了一个未经许可擅自拍照我受阅部队的美国人。经查问，此人名叫戴维·包瑞德，为美军上校。我们的意见是收缴其胶片并予曝光。请示如何处置？”
唐永键对于戴维·包瑞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组长。抗战后期，唐永键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接待过由包瑞德派出的考察组成员。
在延安期间，包瑞德对中共表示同情，并向美国政府提交过一系列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重视中共及其武装力量。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病逝后，杜鲁门政府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最终导致美军观察组于1946年4月20日撤离延安。
右起：毛泽东、包瑞德、朱德
唐永键迅速登上天安门城楼，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聂荣臻自然也知道包瑞德属于对华友好人士，只是此刻不好处理。他示意唐永键稍等片刻，便径直朝毛主席、周总理走去。
毛主席、周总理对包瑞德也很熟悉。当年，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时，周恩来曾亲临机场迎接，毛泽东不仅多次接见过包瑞德，还请他吃过饭。
听了聂荣臻的汇报，周总理以诙谐的口吻说道：“看来包瑞德先生还想继续履行他的观察员义务！”说罢，以征询的目光望着毛主席。
毛主席右手向外挥了两下，豁达地说道：“让他拍吧，莫要管他。我们这都是公开的嘛，就是拿给人家看的。人民胜利了，他愿意当我们义务宣传员，欢迎嘛！”包瑞德才有幸为美国留下了些许有关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珍贵照片。
一张彩色照片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多，毛主席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为了取得最好的镜头，一些摄影记者不顾危险，站在围墙上，身体倒向墙外，只为捕捉住开国大典的重要瞬间。
著名摄影记者侯波曾拍摄过一张毛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时的照片。40年后，侯波举办展览时，不少群众一定要在这张巨幅照片下留影，说是可以感受到当年激动人心的气氛。
最有意思的是，那么多人拍摄了那么多张开国大典的照片，但限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却只有一张彩色照片。而这仅有的一张彩照，还不是专业人士所摄，而是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拍的。
童小鹏是中央苏区中长大的“红小鬼”，有文化，好学习，养成了记日记和照相的兴趣。建国初期，有相机的人很少，参加开国大典的也只是少数领导自带相机拍了一些照片，童小鹏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他的摄影集“长征日记”日后都成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上述事例，生动地反映和再现了开国大典一些真实的历史细节，生动有趣，弥足珍贵。再次重温，更加激发了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无限缅怀和由衷敬佩，对他们建立新中国丰功伟绩的深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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