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刘子恒
纵览新闻记者 彭文君 首席记者 李见
今年4月，沧州市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迁移雪村战斗牺牲的烈士遗骸过程中，从编号31号的烈士身上发现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位端庄秀丽的年轻女性。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一张照片，将一段尘封的历史带到了82年后的今天。而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在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分子考古实验室的努力下，也得以展现在大众的面前。
31号烈士怀抱的女子照片。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分子鉴定、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颅面复原……他们利用科技手段对烈士遗骸进行跨学科研究，尝试复原当年烈士们经历的生活和战争场景。
“想不到雪村战斗这么惨烈，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网友读到多颗子弹穿过烈士遗骸导致粉碎性骨折的细节时，瞬间破防。
“之前对烈士的认识比较模糊，这次通过纵览新闻的报道，了解到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带着孩子一起突围不幸全部遇难时，被深深地震撼了。”还有网友这样说。
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负责人、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是一位有情怀有担当的考古学家，从事法医鉴定工作。2015年至2018年，他的课题组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完成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的一期建设。2023年3月，为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烈士墓中46位无名烈士复原了容貌，还为其中一位烈士找到了亲人，并确认了烈士姓名——崔海治。
9月10日下午，上海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纵览新闻记者在复旦大学校园里见到了文少卿副教授。“辛苦你们久等了！”刚散会便匆匆赶来的他，放下雨伞便与记者握手。换下打湿的衣服坐下来，文少卿接受了记者专访。
文少卿接受纵览新闻记者专访。纵览新闻记者 刘子恒/摄
参与烈士遗骸鉴定是团队的荣幸
“具体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看到一篇报道，说是一个烈士怀揣一位女子的照片，大家对照片有各种猜测，但大多聚焦于这里面是否有一段爱情故事。”和他人不同，文少卿更关心怀抱照片的烈士是谁，有怎样的故事，这些烈士都经历了什么。
“我了解了一下雪村战斗的背景，很悲壮，觉得这段历史和其中一些细节应该被公众知道。能有机会参与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文少卿说。
在文少卿和他的团队看来，雪村战斗烈士墓中的烈士安葬有其特殊性。之前发掘的烈士墓大都是像山西吕梁南村烈士墓，烈士都是经抢救无效或伤重不治牺牲，被好好地埋葬的。像雪村战斗墓这样惨烈的状况，还是第一次碰到。
看到新闻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文少卿接到了复旦大学宣传部的电话。得知沧州市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可能有烈士遗骸鉴定的需求时，他当即就答应下来，并表明随时可以出发。
第二天一早，他就前往肃宁了解情况。“到肃宁后，我发现装殓箱里烈士们的遗骸比较杂乱，如果一个个分拣出来重新排列，工作量很大。跟当地对接后，可以确定这仅是雪村战斗墓埋葬的一部分烈士。”文少卿说。
有了这个判断，文少卿一回到学校便在课题组发起团队招募，报名的同学非常多，“大家都是义无反顾地决定做这件事。”
最终，文少卿组建一个15人的团队，由固定的领队、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还有本科生组成。“我们主要是从去年参加过吕梁南村项目的同学中选择，一是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二是能适应艰苦的工作环境。”文少卿说。
完全公益，没有酬劳，很多本科生还有学业任务，通过调课或请假挤出时间来参与……大家的无私奉献，感动着文少卿，也让他感受到后辈对先烈的敬意和对历史的责任感。
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
说到团队里的本科生时，文少卿有些激动。他说，这些学生都是00后，那些天跟着自己在户外工作，没有一句抱怨。
每天从早晨7点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晚上11点，中午几乎不休息，只是在吃饭时稍微歇一会儿。没有符合条件的实验室，就在3个露天搭建的帐篷里进行鉴定。文少卿和他的团队，就这样在烈士遗骸挖掘地持续工作了两个星期。
“我们首先要把每个箱子重新打开，进行遗骸分类，搞清楚里面有几具遗骸，然后对样本进行性别、病理特征的初步鉴定。有一位同学专门负责拍照，另一位同学负责进行完整的颅骨扫描。最后是对烈士的DNA与同位素进行采样，用于将来的寻亲比对，并研究烈士的身体状况。”文少卿说，看似简单的工作，他们每天要重复十余次，而且不能出一点纰漏。
研究人员在对烈士遗骸创伤情况进行研究，以了解当时的战斗情况。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供图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团队中没有一个人叫苦。好几位同学向文少卿表示，当他们触摸烈士遗骸时，内心的震撼抵消了身体的疲惫。
“有一位男同学跟我分享了他的考古日记。日记中写到，他在一个箱子里看到了五六个小孩和一位八路军战士的骸骨。打开箱子那一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随后就是机械地整理、记录着遗骸情况。还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女同学在帐篷外偷偷地抹眼泪。”说到这里，文少卿眼睛有些湿润。
在他看来，这个专业的学生经过职业化训练，比较冷静理性。当时每天面对大量的遗骸鉴定研究工作，可以做到像机器人一样有条不紊。但晚上结束工作整个人放松下来后，积压在心底的真实情感就会如决堤般喷涌而出。
雪村战斗烈士墓，和他之前鉴定的墓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们第一次在样本中发现女性和婴幼儿的个体，而且样本中三分之一都是婴幼儿，最小的还不到一岁。可以肯定，他们不是战斗人员。
“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好’这5个字。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如果日军到了积极支持八路军的地区，一定会屠杀当地百姓。我们通过鉴定，可以推理出当时八路军战士转移时带着老乡们。”文少卿深情地说，“这不就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吗！”
肃宁县城是冀中地区最早解放的县城，今年9月30日是肃宁解放80周年，而9月30日又恰好是烈士纪念日。在文少卿看来，这不仅仅是巧合。
文少卿说：“不只是肃宁，整个河北都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他还告诉记者一个更巧合的事，“在我到肃宁的第一天，看到装殓烈士遗骸的箱子是82箱时，我对自己说，这些烈士等着和家人团聚等了82年，而我又刚好是1982年出生的。让无名英雄有名，这件事我必须做下去。”
我需要这道光
2023年首期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建成，为山西吕梁46位无名英烈进行颅面复原并确定崔海治烈士身份，这两件事让公众知道了文少卿这个名字。其实，他从事这项工作已有9年。
早在2015年，文少卿还在读博士，有一天看到合作老师在朋友圈说有一批中国远征军战士遗骸，国内一些权威单位没做出来（鉴定），就想拿到国外去做。
“中国人的样本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做！”带着这样的信念，文少卿停下手头所有工作，联系上这位老师，开始专心做这件事。
文少卿说，当时自己的行为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概括。“也有人劝我放弃，说失败了怎么办。我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
接手这项工作后，他才发现现实和想象完全不一样——遗骸所处的地点，环境潮湿且土壤偏酸性，导致样本保存得非常差，因为跟枪械埋在一起，还遭受了严重的金属元素污染。文少卿和团队专门优化了工作方法，花了整整3个月才完成鉴定。
做完这件事后，文少卿觉得自己成长了。他不仅深入了解了英烈们感人至深的事迹，更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文少卿接受纵览新闻专访。纵览新闻记者 刘子恒/摄
“我们从事法医鉴定工作，要不断面对人性之恶。为英烈做遗骸鉴定的工作，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的人生。我需要这道光。”文少卿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山西吕梁方山县南村烈士墓找到亲人的崔海治烈士，一开始不知道他叫什么，只发现一首指导员给他写的长诗，描述他如何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八路军战士。诗中写到，牺牲前，他最后的心愿是希望老百姓为自己立块碑。“通过我们的工作，让烈士重新有了名字，并回到家人身旁，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激动、令人欣慰的事啊！”文少卿说。
希望的灯塔需要更多人来点亮
从2015年到今天，文少卿和他的团队足迹遍布全国，收集的英烈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鉴定结果均被收录进国家英烈DNA数据库。文少卿最大的心愿是，帮这些英烈找到家人。
关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网站下一步如何发展，文少卿有一个设想——“点亮方案”。寻亲者上传自己的DNA数据，与数据库进行比对。一旦比对成功，先烈安葬遗址点位将会变成红色，点击一下会有详细背景介绍。比对成功的烈士也将会显示为红色，点击之后会显示其详细出土情况、DNA数据、复原的颅面部形态等信息。
“我想通过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网站，恢复无名英烈的名字，还原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去了解和传承英烈的精神。”说到这里，文少卿眼中闪着光。
“目前，我们亟需传承英烈精神。人总会遇到各种诱惑，烈士的事迹和精神会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他说。
文少卿团队为山西吕梁46名无名烈士复原的容貌。M19为崔海治烈士。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开展这项工作过程中，他遇到过人员短缺、经费不足等困难。“还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提出质疑，为什么要打扰烈士的宁静，让他们安眠地下不好吗？这样折腾不是为了出名又是为了什么？”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放弃。在文少卿看来，无论做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理想中的环境永远不会存在。
做这件事，文少卿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我们更像是一座桥，将英烈和复旦大学的年轻学子连接在一起，给学子们送去信仰和奉献的理念。”他希望在充斥着精致利己主义思想的社会中，培养更多愿奉献、有担当的新时代接班人。
采访的最后，文少卿介绍，怀揣女子照片的肃宁雪村31号烈士DNA鉴定工作已经完成，也有部分网友前来认亲，但很遗憾没有比对成功。目前，他们已将31号烈士的DNA数据加入到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同时也在推进其他雪村战斗烈士遗骸的DNA鉴定工作，并将在鉴定完成后全部入库，成为“点亮方案”的一部分，尽全力帮助他们确认身份、找到家人。他希望通过与纵览新闻密切合作，推动雪村战斗烈士遗骸的DNA鉴定和寻亲工作取得新进展。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点亮一座灯塔，建好一座桥，多一些志愿者参与，少一些旁观者指责。”采访结束时，文少卿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