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西北，罗布泊无人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彻大地，火花弥漫，飞沙走石，浓密的蘑菇云直冲云霄，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远处的一个山坡上，突然冲出了一群如同癫狂的人，他们毫无顾忌的高呼、呐喊、蹦跳、拥抱。

突然，这群人停顿了下来，身体仿佛瞬间被抽空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地跪趴在地上失声痛哭。

刚刚那声巨响，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声音 ；哭泣的这群人，正是研制原子弹的前线科研人员。

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激动，是因为太多的人为这声巨响努力了太久太久。

1949年10月1日，随着北京天安门城楼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新国家的执政党。

从建国的第一天起，保卫国家安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就沉重地压在了中共的肩上，一刻也不能放松。

虽然掌握了政权，可此时中共面临的局势却极不乐观。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战乱天灾已经耗尽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元气，蒋介石集团撤退台湾时又带走了旧中国仅剩的一点积蓄，用积贫积弱、“一穷二白”这八个字来形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毫不夸张。

摆在中共面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赶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恢复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发展工业是重中之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心中都有一个工业强国梦。

旧中国是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烂摊子，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发展工业，首先需要人才，特别是理工类人才。

也不用讳言，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工人才奇缺，建设人才奇缺，自身从头培养又太慢。

人才从哪里来？中共把眼睛望向了此刻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对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要使用他们，同时也要改造他们。”

这段话就是建国初期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

据统计，当时正在国外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5541人，其中留学美国的最多，有3500人，如何争取这些人才回国参与国家建设就成了工作的重点。

论科研条件，中国比不了外国；论个人待遇，中国更比不了外国，拿什么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

关键时刻，深入中国人血脉的家国情怀发挥了作用。

这些留学生出国的时候，正值家园崩塌、神州倾颓，很多人都是抱着为国效力的壮怀激烈出国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正面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之后，海外华人扬眉吐气，他们对祖国充满信心，回国建设祖国成为当时留学生圈子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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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食五谷杂粮，家国情怀不能当饭吃，个人待遇、工作环境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中国政府对这些留学生展现出了巨大的诚意，拿出了能够拿出的最好待遇，两个细节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1，中国政府从宝贵的外汇中拿出专门的款项来补贴这些归国留学生。

当时从法国到香港的轮船，四等舱船票为约170美元，三等舱船票约为280美元，美国到香港的船票价格也差不多。

因此，中国政府决定给每位决定归国的留学生补贴500美元做路费，归国后在国内的学习、工作、生活也有专门的补贴。

2，归国的留学生绝大部分都安排了比较合适的工作。

一部分人直接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一部分人直接到各大学任教，开宗立派，还有一部分人投入到各行各业的工作当中。

从1948年到1954年，总共有大约2000名海外留学生归国，其中登记的有1144人，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华罗庚、李四光、郭永怀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归国的。

这些人就是中国工业化的起家之本，也是日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主力中坚。

到1954年，经过数年的苦干实干，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国内剿匪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稳步恢复。

这时候，研制原子弹就日渐成为中共高层开始思考的问题。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原子弹一直比较熟悉，1945年美国刚刚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中共就注意到了这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1949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看过苏联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大受震撼；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不停叫嚣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给前线战事带来很大影响；

1954年台海危机，美国又叫嚣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同年，中国派出以彭德怀元帅为团长的高规格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观看核爆试验。

虽然毛主席公开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但那是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则必须要重视敌人。

只有自己有了原子弹，别人的原子弹才是“纸老虎”。

中国的工业基础很差，中共中央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此行，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援助项目，中苏关系正在进入蜜月期。

毛主席在友好的气氛中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听完一愣，随后说道：搞那个东西太费电了，把中国现在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用；搞那个东西也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没有必要大家都来搞。

赫鲁晓夫并没有说假话，他提出的中国“电也不够，钱也不够”也确实是实情。

1938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投入了50万人，动用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力，花费23亿美元，耗时七年才研制成功。

1949年，中国人均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建国后的5年间，国库的外汇储备始终没有超过2亿美元，综合实力还远远比不上1938年的美国。

以这样的国力搞原子弹研制，确实困难很大。

虽然拒绝了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但是，赫鲁晓夫同意帮助中国建立小型核反应堆并帮助培训技术人员。

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中共搞原子弹的决心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此时，在另一个战场，也传来了胜利的喜讯：中国境内，找到了铀矿。

搞原子弹，首先必须要有铀矿，这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矿产来源，没有铀矿，再宏伟的计划都是空中楼阁，难以实施。

这种战略物资，靠从国外购买是不行的。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贫铀国，国土之内根本没有铀矿，中共中央高层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954年2月，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和副部长刘杰接受了一个“绝密任务”：寻找到铀矿石。

找矿小组随即成立，他们携带着由我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全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开始了漫长的跋山涉水。

从东北找到西北，从西北找到西南，踏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苦寻整整八个多月后，终于在广西省钟山县找到了储量丰富的铀矿石。

矿石发现的那一刻，找矿小组的每个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一向沉稳的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也难掩兴奋，不停地说着“好啊，好啊，找到了，找到了”。

一块铀矿石标本被带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

这块矿石至今仍保存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北京地质研究院内，被誉为是共和国核事业的“开业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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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15下午3点，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专门研究原子能问题。

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带着这块宝贵的石头参加了会议，向各位领导人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原子弹的理论、矿石的作用、矿产的分布等情况。

与会的领导人都非常振奋，很多人想用手亲自摸一下这块石头，李四光连连摆手：不能摸，有辐射。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和原子弹。

计划代号“02”，同时确立了原子弹发展“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

会后，毛主席还专门请大家吃饭，满满两桌，吃的是湖南豆豉腊肉、丸子和其他的一些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