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图到物：
《〈夏承碑〉研究》与金石碑帖研究取径的拓展
陈文波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
自北宋起，金石文字开始受到知识阶层的普遍重视。诚如王国维所论，宋人的金石兴味包含研究和赏鉴两重面向。[1]所谓研究之兴味，主要体现为刘敞所谓“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2]，至于赏鉴之兴味，则与铭文书迹之奇古对文人士大夫的吸引密切相关。[3]由此，补益经史和辨章书学成为传统金石学的两翼。前者立足于文本，考释字词、校读异文、辨析义例；后者立足于图像，比较拓本新旧、存字多寡、点画完阙。这一格局延续至十九世纪，则如缪荃孙所概括：
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一曰兰泉派，搜采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二家皆见重于艺林。[4]
1940年代，朱剑心撰《金石学研究法》，将此前的金石学著述所体现的研究取径归纳为访求、发掘、整理、鉴定、考释、著录、欣赏、保存数端。[5]除访求、发掘、整理、保存不属于严格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外，著录、考释以文本为中心，鉴定、欣赏则与图像关涉尤深。可见，朱剑心对金石研究取径的认识实与缪荃孙波澜不二。如今，传统金石学的知识已分散到若干现代学科之中，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的长足进展已在相当程度上使金石文字摆脱了作为史传之附庸的地位，而基于艺术学立场的金石研究总体而言仍然延续着传统金石学的赏鉴之道，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尚在发育之中。
《夏承碑》自北宋元祐年间出土以来，长期处于学术论争的漩涡之中，它所受到的审视、所引起的讨论，就视角、取径而言，大抵亦不出文本、图像二端。由于碑主夏承并非重要的历史人物，碑文内容也不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故此碑的史料价值相对有限。相较之下，此碑作者的“缺席”、版本的复杂性以及碑文字体和书风的特殊性更为引人注目，故历代学者、藏家、书家对此碑的研究便主要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清中晚期，碑学全面兴起，海量的出土秦汉文字遗迹迅速进入学术和艺术场域的中心，人们关于汉隶一般面貌的认识由此被重塑，《夏承碑》则因与确凿无疑的汉隶颇有出入而在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中逐渐边缘化。
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硕的《〈夏承碑〉研究》一书。本书作为金石碑帖研究领域的最新力作之一，使《夏承碑》这通在当下备受冷遇的“僻碑”连同与之相关的丰富历史信息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得到被重新认识的机会。
本书在内容上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虽以《〈夏承碑〉研究》为名，但实际内容却并不局限于《夏承碑》本体。全书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大致可以分成前后关联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第一至三章及第四章的一小部分，以《夏承碑》碑石、碑文、拓本为研究对象；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第四章的一大部分和第五章，以《夏承碑》的接受史为研究对象。
在《夏承碑》本体研究方面，本书有可观的创获。针对碑石，作者通过将其中素以奇僻著称的字形与确凿无疑的汉魏金石文字进行比对，雄辩地论证了此碑的文字有可靠的汉代来源，非出后世伪造；同时，还清晰地勾勒了此碑出土以来屡经著录、明中晚期毁佚后被重刻于原址、清代以来再历磨难、如今仅剩残躯的生命历程。针对碑文，作者在王昶《金石萃编》所载清中期以前的金石学者和林汉坚、袁维春、永田英正、高文、毛远明、李樯等现代学者的释读意见中择善而从，提供了一份详细、可靠的集释。针对拓本，作者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三项工作：其一，参照宋人所编字书收录的汉隶字形，厘清了版本谱系，指出华夏旧藏本、传孙桢旧藏本和传伊秉绶旧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而新见的武慕姚旧藏本虽然来源不明，但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其二，从鉴藏印、题跋、观款、文献著录中提取信息，全面梳理了传世各本的递藏情况；其三，根据图像阙如的成化本和传播最广的嘉靖本，在前人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复原了碑石的旧貌。
如果说本书关于《夏承碑》本体的研究大体上仍在传统金石学“文本-图像”的框架内展开，那么，在关于《夏承碑》接受史的研究中对“物质性”（materiality）视角的运用，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研究取径上反思、拓展传统金石学的努力。作者深入考察了历代学者、藏家、书家对于此碑的真伪判断、作者认定、字体归类、风格评价，不仅分析了明清时期人们对“汉隶”“八分”等字体概念的认知以及对汉隶与篆、楷二体之关系的理解，阐明了“名家”这一要素在一件书迹的范本化、经典化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且试图将来自不同时代的各种观点重新置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予以情境化的解读，从而揭示众声喧哗背后特定的视觉-知识语境及其赖以生成和存续的物质文化条件，展现了一部潜藏在纸墨之下的“微缩艺术史”。
本书的蓝本是作者撰成于2013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应该承认，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艺术史学者尝试在传统金石学之外寻求新的视角和取径来对金石书迹进行研究。例如，巫鸿分别用“物质性”“历史性”来概括拓片的独立审美价值及其传达机制、拓片保存器物或铭文在某一时刻的形态的复制功能；[6]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从地理景观的角度讨论摩崖石刻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研究对象的文化地理属性；[7]薛磊透过《瘗鹤铭》的接受史，观察中国书法史如何在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与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互动。[8]本书虽然同样重视研究对象的“物质性”，同样以揭示对象的功能、环境及其所处的知识脉络为要旨，但作者对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物质性”的理解，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深化。
在本书的长篇附论《物质、图像、历史：论碑帖、拓片及其研究》中，作者高度概括了“物质性”视角在金石碑帖研究中的意义：
遵从传统金石学的旧式，仅从文本乃至图像的层面摄取上述诸“物”的信息，并由此展开议论，所得结果，恐怕既不完整，亦不准确。
“物质性”的视角，正可为穿透文本与图像的障翳，呈现其间（引者按：指书法作品的“经典化”过程）的复杂机制，起到重要的作用。[9]
本书对《夏承碑》及其接受史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这两段话具体而微的注脚。其一，作为“物”的金石书迹的视觉形象并不仅仅是书写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而在更大程度地受制于原“物”所依托的物理条件、所运用的制作工艺、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夏承碑》同其他许多汉碑一样，是矗立在公共场所的宣传性媒介和纪念性景观，故其字体、书风须有助于在它所处的礼仪空间中营造庄严、神圣的氛围。富有复古意味的“篆笔”和不无装饰意味的“楷笔”共存于一碑的“异象”，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其二，书法史上的原作流传范围有限，所以，深度介入后世书法知识生产和书法技法积累过程的，往往并非原作，而是以各种翻刻本为代表的衍生品。《夏承碑》原石早佚，翻刻系统却相当发达，明清时期，正是华夏本、嘉靖本等几种主要的翻刻本构筑了此碑的接受史，塑造了人们对此碑乃至汉隶一般面貌的认识和想象。其三，无论原作还是翻刻，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必须借助拓本这一媒介传播，《夏承碑》也不例外。因此，拓本在此碑范本化、经典化的历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人们针对此碑发表的各种观点，事实上大都基于对拓本而非石刻的观察。值得注意的是，拓本并非如有些学者所理解和描述的那样仅属一般意义上的“机械复制”产品。[10]实际上，金石书迹经由传拓从三维变成二维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视觉信息的流失，而且，同出一物的拓本，两两之间亦有或大或小的差别。拓本的这一特点，模糊了原作的面目，削弱了后世观众与原作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也为人们在不同的立场上、以不同的方式向其中投射种种具有时代和阶层烙印的趣味、观念、想象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夏承碑》之所以在宋元以降引发长期的聚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各抒己见时，所依据的并非具有唯一性的原作，而是各自所能寓目的异同互见的拓本。也正是持续性的争议，才使得《夏承碑》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其话题性、曝光率、知名度，这在客观上为它进入书法范本体系乃至经典殿堂奠定了基础。
《夏承碑》经由“攀附名贤”“妄标古体”，“成为一众作者认知、书写、研究汉隶的依凭”，从而“建构起相当的经典地位”。[11]但从它在碑学大兴之际黯然退场的命运来看，其经典地位并不稳固。在本书作者看来，《夏承碑》之为经典，是精英文化实践的结果，因此，当以非精英趣味为潜在预设的碑学席卷而来，《夏承碑》成为明日黄花乃势所必然。这一解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当我们随着本书的附论，将视线转移到作者为论证书迹载体的“物质性”因素之于书法经典形成的意义而举的另一案例——《兰亭序》，一些饶有意味的问题将在比较的视野下浮现。《兰亭序》（尤其是定武本）与《夏承碑》同样身世扑朔迷离，并循着与后者高度相似的路径跻身书法经典之列；与后者不同的是，它在出土书迹面前所受到的质疑并未撼动其经典地位。面对这一史实，我们不得不深思：二者际遇之不同缘何而起？维系书法经典的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书迹本身的内在品质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在启人疑窦的同时，本书对艺术史研究的启发意义也恰恰由此得到彰显。
总体而言，《〈夏承碑〉研究》一书图文材料铺陈之详实，分析之深细，考辨之精审，论述之绵密，均有前人所未到处，许多史实细节因此得以被厘清，这反映了作者对乾嘉学风和传统金石学方法的继承。然而，本书的学术贡献却不止于此，更在于别出机杼地借鉴物质文化研究的思路，深入挖掘了金石碑帖的“物质性”。当然，本书并非唯一一部提出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观照中国古代石刻这一学术观念的论著——例如，程章灿就较早地注意到中国古代石刻文献作为物质产品的一面，并发表一系列专文探讨石刻作为“尤物”“礼物”“景物”“方物”如何与社会文化诸层面发生关联；[12]但是，将这一新的视角、取径落实到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勾连起书法史上知识生产、图像衍生、经典形塑等若干重大议题，则无疑是本书的独到之处。我们从本书中得以窥知，书法如何与历史情境中的视觉-知识体系发生关系，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对传统金石学的反思和拓展如何可能。
注释
[1]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卷十四，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1页。
[2]刘敞《先秦古器记》，《公是集》卷三十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十九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3页。
[3]过去学界对宋代金石学的认识更多地集中在证经补史的一面，笔者的相关研究表明，铭文的书法之美是宋人金石赏鉴活动的另一焦点。见拙作《北宋的金石文化与书法因革——以黄庭坚为中心》，浙江大学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
[4]缪荃孙《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艺风堂文续集》卷五，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第一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61页。
[5]朱剑心《金石学研究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页。
[6]巫鸿《说拓片：一种图像再现方式的物质性和历史性》，《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3—108页。
[7]Robert E. Harrist, Jr., 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中译本《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王磊、霍司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8]Lei Xue, “The Elusive Crane: Memory, Metaphor and a Stone Monument from Sixth 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9), pp.158—176.
[9]陈硕《〈夏承碑〉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41—343页。
[10]关于拓本的“非机械复制”性质的讨论，参见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11]陈硕《〈夏承碑〉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31—332页。
[12]该系列论文已收入程章灿《作为物质文化的的石刻文献》，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说明：本文原刊于《中国书法》2024年第9期，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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