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同为西安事变发起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结局却是不尽相同。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最终惨遭扣押,软禁半生。

在军法会审时,审判长李烈钧就曾询问张学良:

“你胁迫统帅这件事,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策划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之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能够指使的?”

事后,李烈钧曾评价张学良:

“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作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兵谏。又敢为常人所不能为,亲自送蒋回南京,属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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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由老帅张作霖亲手带出来的20万东北军得知少帅被软禁后,为何在西安无动于衷。

按理说,东北军大都是跟随少帅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而在当初张学良欲前往南京之时,其中不少将领也都表示反对。

可是,当少帅真正被囚禁时,将近20万的东北军将士,却没有一人前去营救。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东北军内部难道真的没有做出行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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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的过去,矛盾的攒积

要弄清楚奉军的内部情况,还得从老帅张作霖那时讲起。

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东北军虽然看上去统一,实际并非如此。地域界限是一方面,派别差异又是一方面。”

其实这话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张作霖不同于北洋那些出身高贵的军阀,他是保安团出身,其实和土匪没太大区别。

或许也是这般缘故,老张非常注重发展教育,给他手底下的“文官”待遇也非常之好。

在《少帅》中有这样一幕:张学铭抱怨为何自己只能吃“粗粮”。

“那些文官为啥能吃细粮,我也要吃。”

结果老张反手就给他了个大嘴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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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张作霖手底下也吸纳了众多得力干将,如一直不对付的杨宇霆和郭松龄。

而如果研究奉军最初内部派系的话,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派。

第一派就是“元老派”,大多是跟随老帅白手起家的那群“结拜兄弟”,诸如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人。

这些人虽然资历老,威望高,但是能力终究有限。

第二派就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

士官派的许多人都是杨宇霆向老张推荐的士官生,大多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比于元老派属实进步许多。

杨宇霆更是号称“小诸葛”,历任奉军参谋长、司令部总参议等重要职位,是张作霖尤为倚重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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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协助张作霖统一东北后,还曾两次代表张作霖参加督军团会议,足见老张对他的重用。

而在杨宇霆刚刚上任后,就联合自己的老同学徐树铮,给老张送了件大礼。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秦皇岛劫械案”。

张作霖用“忽悠”来的这批军火迅速武装奉军,直接扩备七个混成旅,大大提高奉军的实力。

而在那个军阀混战时期,奉军更是唯一一支同时拥有海陆空三军的部队。

不过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冲击了士官派“一家独大”的局面。

那就是郭松龄,陆军大学高材生,张学良后来的老师。

因此,以郭松龄、张学良为首的第三派出现,被称为“陆大派”。

这一派的成员大多是毕业于陆军大学、保定军校以及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是受到清末军事教育体制成长起来的一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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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陆大派却深受士官派排挤。

久而久之,双方围绕各自利益难免展开争斗。只不过这种争斗大多都是“暗流涌动”的。

虽说士官派掌握着奉军的指挥中枢,但实际上的兵权却掌握在旅、团及其以下的军官手中,也就是陆大派中。

如此看来,三派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只不过在老帅在世时,其表现得并不强烈。

我们知道,大部分军阀的背后都有列强这座靠山,盘踞在东三省的张作霖也不例外。

只不过老帅是出了名的“老油条”,虽然和日本走得近,却也让日本人吃了不少哑巴亏。

起初,日本想凭借东北这块“跳板”,实现其“早有预谋”的侵华计划,但无奈数次被老张带进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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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1916年,日本人还对张作霖进行过一次暗杀,时间还是选择在大小姐张首芳出嫁当日。

可老帅不但安全脱身,还及时现身在女儿婚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