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文成县龙川岭下，有一个小山村。村子后靠山岗，村头小溪环绕，宛如一处世外桃源。
这个村的村口有一座很老的老宅，在2000年之前，里面一直住着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如果你中午时分路过他们的门口，一定能听到老太太扯着嗓子对着老伴喊：“老杜，快去摘把青菜来炒！”
听到老太太的喊叫，身材高大的老汉便会腿脚麻利地走到屋后的一片菜地，采下几棵绿油油的青菜。很显然这块小菜地是老人的“自留地”，一有空闲，他都会来到菜地翻土、播种、除草、施肥，将所有的蔬菜打理得生机勃勃，一点也不比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差。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老汉的右腿要比左腿短上一些，以致于走路时有些跛。每当提起这处残疾，老汉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因为这是他一生永远的痛——他曾是一名志愿军战俘，这条腿就是在美国人的战俘集中营里，被美军打残的。
一
这位老人名叫杜岗，1918年出生，家境还算殷实，因此他也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1936年1月，杜岗和同村的叶丽华结为夫妻。婚后，杜岗经亲戚介绍，于1936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南京本部第十三期步二队。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九集团军第87师，成了一名作战参谋。
淞沪会战中，第87师被打散，杜岗随着逃难的群众辗转来到武汉，在一家粮库找到一份工作。
1937年10月，董必武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备粮饷，宣传我党主张、动员全民抗战。目睹了日军在华烧杀抢掠的杜岗，和一批爱国青年一道，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奔赴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至此，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抗大毕业后，杜岗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一名基层指挥员。1948年5月，他升任华北军区第8纵队24旅538团副参谋长，参加了太原、扶眉、秦岭及解放成都等战役。
1949年2月，华北军区8纵改称第180师，归第18兵团60军建制。朝鲜战争爆发后，该师于1951年2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60军序列，入朝参战。
1951年3月21日，杜岗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大桥，来到朝鲜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180师的战士背着40公斤以上的武备装备，每天强行军100多里，赶到伊川接替63军和26军的防线，抗击联合国军的猛烈进攻。
5月16日，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打响。美军出动数百门大炮和飞机轮番轰炸，飞机扔下凝固汽油弹引发了大火，滚滚浓烟遮盖了180师的阵地，弹片、石头、泥土、树枝满天飞，交战双方在拉锯战中反复争夺。
5月23日凌晨，180师收到撤退命令，但此时美军已经完成了对180师的弧形包围。杜岗和战友们拼死突围，可美军如铁桶般死死围住了180师。官兵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荒山野岭间左冲右突，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鲜血染红了溪水。
5月27日下午，杜岗在极度虚弱的状态中被俘。根据战后《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的统计，180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人数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9人，而杜岗就是这9人中的一位。
被俘后，杜岗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俘虏是军人最大的耻辱，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以后可怎么见人呢?我就像掉进厕所里一样永远也洗不清了！”悔恨咬噬着他的心，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死在战场上，却成了美国鬼子的俘虏......
二、
被俘后的杜岗，和志愿军其他被俘人员一道，先是集中关押在釜山战俘收容所，后因人数不断增多，美军又在釜山的巨济岛修建了2 座战俘营，将志愿军战俘全部移至济州岛。
两个战俘营相距不远，同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有公路相连。四周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每个拐角处都高耸着岗楼，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
在这里，战俘们不仅要忍受饥饿、寒冷、劳役的煎熬，在精神上更承受着高压的统治。美军在这里运用白色恐怖进行管理，不断制造事端，迫害中国战俘。
杜岗永远忘记来了，每个初进战俘营的志愿军战俘，都要被拉到警备队连续毒打三个晚上。第一天打完后问：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二天问：杀死过美国人没有?第三天要强迫立下保证：不暴动，当老实俘虏。不管如何回答，这三顿毒打都是免不了的。
战俘营四周大小岗楼林立，探照灯密布，多层带刺的铁丝网圈住整个营地，战俘营在美军和从台湾派来的特务的操纵下，就像人间地狱。到处能听到刑审者的咆哮、酷刑下的惨叫和战俘的哀嚎声……
尽管美国人残酷迫害志愿军战俘，但战俘们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到战俘营没几天，杜岗便和其他几位被俘的志愿军军官秘密地成立了战俘营内的地下党支部，很快便串联到了81个难友。
经过调查，这81个难友中，只有 3 个是党员。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的志愿军中，很多都是解放后刚参加革命的同志，因此入党的人较少。杜岗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地下党支部应该吸收所有愿意与美军斗争的战俘，而不能拘泥于他们之前是不是党员。他的这个看法，也得到了另外两名党员的同意。
1951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杜岗的主持下，战俘营里秘密举行了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3 名党员站在党旗前， 78 名非党员战俘整齐地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面向北方，低唱起了《国际歌》。
接着，81人共同举起右臂，向党旗宣誓：“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莽莽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三、
在这个特殊支部中，书记由是原一八0师团政委赵佐端担任，杜岗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主要任务是争取更多的被俘人员加入到与敌人展开持久斗争的行列中。
到了9月，杜岗又发展了100 多名战俘，并计划组织突击队，寻找机会越狱。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个计划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将杜岗吊悬在铁棚的梁上毒打，杜岗被打掉两颗门牙，腿也被打断，但仍然毫不屈服。
杜岗坚贞不屈的行为，鼓舞了其他同志继续进行斗争。几天以后，战俘营的战俘被美军赶去储运站去做苦工时，战俘张光普趁美国巡逻兵刚走过无人看管之机，跑到一个货堆下面，掏出备好的酒精盒，点燃后塞到了货堆下面。十几分钟以后，火舌舔噬着那堆货物，劲吹的海风又把火焰吹向其他货堆，顿时储运站大火冲天，映红了巨济岛的上空。
为了营救杜岗，难友们在地下党支部的组织下，开展了绝食活动。美军迫于无奈，只得放了杜岗。遗憾的是，杜岗的右腿却永远留下了残疾。而与他一起被敌人抓走的阳文华和林学甫等两位同志，则被美军残忍地杀害了。林学甫被敌人刺了30多刀，牺牲前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次事件后，美军改变了对战俘们的管理方式。他们通过审查，把战俘里的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挑出来进行收买，然后派他们到战俘营里当队长，让这些人成为他们的忠实代理人。
这些人当上队长后，随意克扣战俘的口粮，要求战俘们写悔过书，写了后就能吃饱肚子。之后这些人又把战俘中的原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所谓的“六三支部”，要求他们指认揭发检举战俘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干部，还想强迫这些共产党员发一个退党声明，在身上纹上反共标语。他们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瓦解战俘的意志，进行恐怖统治。
这些战俘中的反动分子十分恶毒，对于不愿意退党的战俘，他们采取罚冻，罚饿，筘手指，火烙，吊打，往鼻孔灌辣椒水等刑罚，加以虐待。整个战俘营宛如人间地狱。
据后来回国的战俘李明山回忆：“有一夜，反动分子逼连指导员孔繁堂退党，孔繁堂不肯，他们拿绳子把他吊起来打，又把他两脚吊在另一边梁上，面朝下，三个人轮流站到他身上踩。见孔繁堂没气了，就用凉水泼。折腾了一夜，把孔繁堂折磨死了，这些人才离开。”
白色恐怖没有吓倒战俘营的共产党员和战士们。在赵佐端、杜岗、孙振冠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他们纷纷挺身而出，组织战俘们进行斗争。美军害怕出乱子，只得被迫做了一些让步，战俘们的境遇这才稍有改善。
四、
1952年4月6日，战俘营上空突然响起了高音喇叭的声音：“中国战俘们，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军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美军广播结束后，战俘营地下党支部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应对之策。
会上，党支部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难友们在甄别时表达回国志愿。二是立即向管理战俘的美军指挥官送去紧急声明，提出战俘们拒绝接受“审查甄别”，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杜岗的任务是，带领难友们加紧制作国旗。他们将白绸子用红药水染红，再找来一些黄布，剪出五个五角星，又用浆糊粘在红旗上。
4月8日凌晨，巨济岛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岗楼上放哨的美军见到后，冲着战俘们大喊：“快降下旗子，否则我要开枪了！”
杜岗拍着胸膛冲美军说：“要开枪，你们就朝这里开吧！”
美军见吓不倒战俘们，只得灰溜溜地从岗楼上溜走了。
尽管战俘们严重抗议，但美军还是对战俘们进行了所谓的“甄别”。他们询问每一个战俘，是要回大陆还是要去台湾，凡要求回大陆的，都被送去另一个战俘营。
美军的这个举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关于所有战俘必须在战后全部交换回国的规定，所以遭到中、朝谈判代表的反对。但美军却不顾《日内瓦公约》，强行甄别，并对要回国去的战俘严刑拷打，许多人被打得体无完肤，动弹不了。李大安、林学普和阳文华三名战俘宁死不屈，都被美军杀害了。
尽管美军用恐怖威胁的手段完成了对战俘的“甄别”，但坚持要回国的战俘仍达6000余人。
根据战俘遣返协议规定，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羁押一方在朝鲜境内将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志愿军高层领导也知道战俘营情况复杂，很多人身上被迫被敌人刺了反共文字，这些人人担心回国后无脸见人，或者担心当了俘虏，回国会受到处理，疑虑重重。
为此，志愿军发表了《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表示“迎接你们返回祖国”、“切望你们归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城的谈判代表团，也专门在1953年6月组织了“解释代表团”帮助战俘顺利归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终于使汇集于战俘营的中国战俘踏上了回归的路程。
五、
志愿军战俘遣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从济州岛乘船，经仁川直达板门店，另一条路线是从济州登船到釜山，乘火车经过汉城到汶山、板门店。在遣返途中，美军再次采取不给水和食物、扔毒气弹等卑劣手段折磨志愿军战俘，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
到达汶山的600多战俘是最先见到祖国代表的。8月4日上午9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潘芳在汶山俘虏中转站，看到了这些骨瘦如柴，只穿一件破裤衩的战俘们。他眼含泪水，冲战俘们喊道：“同志们，我代表祖国人民来接你们回国……”战俘们听到了这亲切的声音，立即向铁丝网拥去，很多人都泪流满面，放声痛哭，流着泪水大声呼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踏上祖国的领土，杜岗怎么也没想到的，迎接他的是人们怀疑的目光。
1954年1月，杜岗在东北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四团学习。保卫组让他交代：“谁指使你回国的?联络暗号是什么?赶快交代吧!”
尽管杜岗坚决否认，但还是被定为为敌服务的“反革命”，并被开除军籍。1954年10月，杜岗被遣返回乡。
回到家乡后，为了谋生，杜岗放过牛、做过瓦片、烧过木炭，只要能挣一口饭吃，他都干。让他没想到的是，厄运仍然找上门来。1958年4月，杜岗被送去劳动教养两年七个月。为了不连累孩子，他只得和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把女儿托付给在福建的姐姐姐夫收养。
守得云开见月明。1981年10月4日，组织上终于为杜岗平反，恢复军籍，以团级干部的身份离休。此时的杜岗已年过六旬，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平反后，杜岗第一件事便是和老伴叶丽华赶到福建，和女儿杜燕娜相见。见到二十多年没见的女儿，杜岗说了句：“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便泣不成声。其中多少曲折坎坷，多少等待牵挂，除了流泪，他们说不出更多的话……
从那以后，杜岗便和老伴在家乡文成县龙川岭过起了平静的日子。对于他来说，历史中的一页已翻了过去，虽然他的心头早已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2004年6月，杜岗在家乡去世，享年86岁。
参考资料：
人民政协网：《志愿军战俘归国内幕》
《军事历史》杂志2002年第4期：《志愿军战俘在美军集中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