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金日成为何不顾众人反对，一意孤行要炸毁一座古墓呢？

在1102年，为了建立高丽王朝的意识形态，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将箕子视为文化的始祖，并在平壤的牡丹峰下修建了衣冠冢，也就是箕子的陵墓。

经过八百年的时光，转瞬即逝，箕子陵墓的规模逐渐向周围区域扩展。

本文所述内容均源自权威历史文献的整理，结尾附有参考文献来源。

进入20世纪，箕子陵墓的面积超过一百亩。远远望去，气势恢宏，苍翠的柏树和松树点缀其间。陵墓的入口两侧各有一尊石人和石马，负责守卫这一圣地。

在墓地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古老而气势磅礴的圆形墓葬，四周环绕着十多座风格各异的殿宇，成为了二十世纪平壤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遗憾的是，箕子古墓经过多次风雨洗礼，尽管在日本侵略者的侵扰下依然保持完好，然而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政治斗争的冲击。

1959年，随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箕子古墓瞬间化为乌有，四周只剩下散落的碎石，迎来了它最终的命运。

摧毁这座古墓的并非美国士兵或外来者，而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那么，金正日为何选择摧毁祖先的陵墓呢？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呢？

箕子其人

箕子，名胥余，生活在商朝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他是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人物。在那个年代，人类的姓氏依然处于发展的初期。由于胥余被商朝封为箕地（古代的燕地，现今位于辽宁地区）并担任子爵，因此被称为“箕子”。

有一种观点认为，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曾任太师，但缺乏详细的历史文献支持。然而，在司马迁的经典著作《史记》中清楚地提到：“箕子者，纣亲戚也。”由此可以大致推测，箕子是商朝王族的一员。

同时，孔子也提到了箕子，他将微子、箕子和比干并列，称这三人为“殷末三贤”。

《论语·微子》中提到：“微子离开后，箕子成了王的奴隶，比干因谏言而被杀。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者。”通过这两段历史资料，可以明确推测箕子大约生活在纣王统治时期（商朝晚期）的王室中。

此外，箕子还涉及商朝王位的继承事务。他曾对帝乙（纣王的父亲）所挑选的继承人帝辛表达过不满。

在奴隶社会的商朝，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王位继承，只有朝廷的忠臣或宗室的代表才有资格。箕子能够发表意见，说明他极有可能是王室的成员。

既然已经选择了纣王，那就无可避免，即使箕子再不同意，也只能默默支持。然而，纣王是个昏庸无能的统治者，箕子多次上谏，却始终无法改变现状。

作为王室的一员，箕子也曾试图扭转王朝的命运，但由于力量不足，无力回天，只能选择降低自己的身份，甘愿为奴为隶，自我放逐。

武王打败商朝，胸怀宽广，决定赦免箕子，期望能够让他回朝任职，以争取商朝宗族的支持，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此时的箕子，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一个尊贵的王族变成了前朝的遗民，他不愿意成为周朝的臣子，因此选择了逃往朝鲜。

这一事件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清晰的记载：“殷朝衰退，箕子前往朝鲜，教导当地人民礼仪和道德，耕作和纺织。”

除了中国的历史文献外，韩国本地的史书记载也有所涉及。在韩国现存最古老的史书《三国史记》中，作者金富轼提到：“海东地区的国家已经存在很久，自从箕子被封于周朝以来。”

《高丽史》也提供了支持，记载：“我国的教化和礼仪自箕子开始，但并未记录祭祀典礼。请求其坟墓，建立祠堂进行祭祀。”

显然，仅仅从数量众多的文献中找到几条史料，最多只能作为片面的证据。还需通过考古发掘将朝鲜半岛的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关联，以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如前所述，箕子生活的时期大致为商朝末期和周朝初期，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实。而古朝鲜的成立时间也大约处于这一历史阶段。

朝鲜的青铜器时代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这一时期与箕子抵达朝鲜的历史时间相吻合。

与此同时，在公元前11世纪，朝鲜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经历了显著的飞跃。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了朝鲜半岛。

此外，朝鲜出土的青铜器花纹与同一时代中国的青铜器存在相似之处，这说明朝鲜半岛的青铜技术受到了外部文化的影响。

此外，朝鲜古代的“支石墓”埋葬形式在中国的辽宁、山东等地区也相当普遍，这进一步证明了半岛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必然存在过联系。

箕子不仅向朝鲜传授了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还引入了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比如之前提到的养蚕和织布等工艺。

此外，箕子还将朝鲜的每片农田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的土地面积为七十亩，这一做法同样源自于殷商的“殷人七十而助”。

计田法和土地制度在朝鲜半岛的出现，显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星力量的影响，而是明显源自于中原地区。

此外，箕子还为朝鲜建立了文明社会所需的礼仪和法律，奠定了古代朝鲜的基本秩序。例如，箕子曾提出“八条教义”。《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箕子……又创制八条教义。”

成文法的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较高，象征着人类从原始的野蛮状态中走出，摒弃了暴力的本能，开始了协商与合作。

明确的法律条款有助于维护朝鲜政治体制的稳定，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私人财产的保障，这也间接表明朝鲜的社会结构和生产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