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论中，不论是儒家的“民本”，还是法家的“制民”，都重视人口和劳动力对国家的支撑作用。劳动力的多少（严格来说，是朝廷能控制的劳动力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国力强弱。因此，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曾制定措施鼓励民众婚育。
我国古代各朝促进生育的举措，大致分为减轻民众婚育负担、强制婚配两大类。这些政策曾对于促进人口增长、提升综合国力有重大作用。至于朝代中后期由于人口过多导致的人地矛盾突出、贫富分化、土地兼并、流民问题等，是古时土地产出量有限造成的必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一、减轻民众婚育负担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战争日益频繁，各诸侯国都积极鼓励妇女生育。齐桓公时，管仲规定，妇女生了三个孩子可以免除妇女本人的赋税，生四个孩子可以免除全家赋税，有五个孩子则由官府派人照顾，并发放两人的口粮。
作为后起之秀，越国更是下了血本。据《国语》记载，越王勾践对孕妇实施“公费医疗”，孕妇生子时只要通知一声，官府就会派专人前去助产。如果孕妇生下男孩，政府就会奖励两瓶酒、一只狗；若生下女孩，政府就奖励两瓶酒、一头猪。
秦统一中国后，由于国土增广，戍边对于百姓而言负担加重。因此，汉高祖刘邦就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也就是说，若谁家生下儿子，两年内不用服兵役，不用上缴赋税。
以人性化的补助鼓励生育，宋代当是各朝代中的典范。宋高宗就下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即禁止贫民弃婴，同时给予补助。宋朝政府还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
宋代的另一创举，是动用地方官员和社会力量推动福利，其中“举子仓”或“举子钱库”就是专门帮助贫困家庭养育儿女的机构，由赵汝愚首创，以官田田租维持其运转，后在南宋全境推广。此外，宋代官方设置的“惠民局”和“安济坊”，从医疗层面减轻了生育负担。
而清代成为古代中国人口数量的高峰，也与多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有关。如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廷下诏规定奖励一胎生下多子的家庭五石米、十匹布。在制度层面上，清代取消人头税，康熙年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入地税，使人口数与税收脱钩，进一步减少民众生育的阻碍因素。
从另一角度上，明末清初由于大航海的开始，多种高产农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等被引入，使粮食亩产量得以提高，农户抗灾害能力增强，有更稳定的财力繁衍后代。引进并推广这些作物改善了民众的饮食，也是减轻百姓生育负担的重要举措。
二、强制婚配
强制手段常与上文中提及的补助相配合，毕竟小农经济下家庭的财力与抵御灾害的能力有限，若不配合上述补助政策，百姓恐难以完成朝廷规定的义务。由于生育与个人身体状况有关，难以作硬性要求，故而强制措施主要在于婚姻层面。
之前慷慨送酒送猪狗的越王勾践，就曾规定：女子到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到三十岁不娶，其父母有罪，这既是对父母的逼迫，也是对子女的威胁。同时，勾践又“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也就是充分发挥百姓的生育能力。
汉初朝廷以黄老之道治国，强调与民休息，但为了弥补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皇帝下诏要求在十五至三十岁之间的女性必须出嫁，否则就要多缴纳五倍人头税，大致相当于一个人全年的口粮。
到了晋朝时，百姓甚至丧失了交罚款的权利。晋武帝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女孩若是在十七岁之前没能婚配，就会被官员强制指定对象出嫁，至于被官方随意安排的婚姻能有多好，简直细思极恐。
而更不人道的政策当属东魏时期。武定三年（公元545年），高欢
“释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间寡妇”
，即让寡妇改嫁邙山之战中的西魏战俘。史料记载西魏军被“俘斩六万”，那么战俘数量亦当有上万，可见此事是官府强制行为，这些寡妇中有几成是真心愿意，很让人怀疑。
幸而唐宋以后，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大，朝廷对人口的控制放松，类似不人道政策较少出现。
三、其他措施
除去补助与强制婚育外，我国古代还有各种促进生育的措施，概括而言，是尽量为生育创造条件。而更进一步地说，是为民众创造婚姻机会。
管仲让齐桓公遣散后宫大批女子，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此举得到后世唐太宗效仿，释放宫女回家嫁人。唐太宗还鼓励鳏夫续娶与寡妇再嫁，但并未强制；同时发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把辖境内男女的婚配数，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朝廷虽未明令强制百姓婚聘，却鼓励地方官员发挥创造力，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至于人道与否便难说了。
明朝采取降低结婚年龄等办法鼓励生育，并且鼓励早婚，男子十四岁、女子十三岁就可以结婚。
虽然理论上早婚被几乎历代官府提倡，但事实上，底层民众能做到早婚者少之又少，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财力，而娶妻花费高又源于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由于父母难以承担子女的养育成本，在已育几胎之后，穷苦人家常被迫溺婴，而受传宗接代观念影响，女婴被溺的几率远高于男婴。苏东坡就曾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过：“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溺婴严重违背人道，而此行为真正引起古代官员注意，还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的结婚难问题，这与现代非法胎儿性别鉴别的危害类似。例如，据同治年间江西《广信府志》载，女婴“十之三四遭淹溺，故男多于女十有三四。”古代地方官员或以道德说教劝阻，或颁布禁令，但由于官府对乡间控制力较弱，而百姓生活困苦，效果极其有限。
结语
我国古代鼓励婚育的诸多举措，对于当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以补助方式减轻生育负担，仍为当今许多国家采用，但强制婚育无视个人感受，易造成家庭不幸。如今我们在鼓励适龄者生育的同时，应尽量解决其后顾之忧，并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坚持维护公序良俗。如此，方能使到来的新生命感受到家庭与社会的美好。
参考文献
甄尽忠：《中国古代生育救助措施浅论》，《武陵学刊》，2011年第5期。
王孝俊：《中国古代生育性别选择及其治理》，《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郭松义：《清代男女生育行为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