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丑陋的中国人》40年前在岛上都能被人接受，猫智深倒是想看看这篇文章会有什么结局。
前言：
国人大多为无神论者，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便成为了我们的 “宗教”，历史教科书取代了经文，以过往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因果，指引我们行事。
猫智深深入读史后，发觉这些史书皆在教我们 “诈”，即告知我们眼前的只是一场 “零和游戏”。“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我们应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择手段击败对手，使自己最大限度 “全有” 而令他人 “全无”，而此类历史陈述是每个国人自出生起便开始接受的教育。
一、
翻开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最为突出的便是一个 “诈” 字，而每个王朝的建立者皆为 “诈” 中魁首，是逆淘汰的最终胜利者。
秦朝自不必多言，其以天下之财奉一家，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早已被批判得一无是处。
而后汉朝的刘邦亦是 “诈” 中高手，他的天下乃是因一场毁约而得。
公元前 203 年，刘邦与项羽在天下之中--郑州对峙。刘邦自知战斗力有限，主动多次派遣使者求和，最终项羽应允。双方以郑州下辖县级市荥阳的鸿沟为 “楚河汉界”，平分天下。之后，项羽遵守约定撤军，还裁减大批部队。然而，刘邦全然没有契约精神，协约墨迹未干便偷袭楚军。
刘邦出身市井无赖，毁约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而项羽家族几百年来都是楚国的贵族，最终项羽在安徽蚌埠市的垓下被围杀。
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此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虽以无赖之态获天下，但平生行事尚具战国豪侠遗风，而汉之后诸王朝的开国皇帝则更为不堪。
司马懿年满70时，不顾自己马上就要老死，也不念及曹丕的临终托孤，非要过一把权力的瘾。他趁曹家兄弟出城祭祀，发动高陵平之变，占据洛阳。之后，司马懿指着对国人有特殊意义的洛水发誓，宣称曹家只要交出兵权，便能保住爵位和财富。
自此之后的这千余年，誓言在国人眼中便成了笑谈，没人再会相信别人发誓。东晋时，司马家的混血儿司马绍成为皇帝，得知祖先如何得天下后，羞愧得不敢抬头，称祖宗做了这般多缺德事，“晋祚复安得长远！”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
此后的开国皇帝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李世民杀兄圈父，篡改史书，让众人以为打天下皆是他一人之功。唐朝后续的皇家子弟亦纷纷效仿，两百年间兄弟互杀之事从未间断。
宋朝的赵匡胤，以陈桥兵变而废柴氏，而后为保赵家皇位安稳，厚敛于民，用钱财收买官、兵和士，导致 “冗员、冗兵、冗费”。
明朝的朱元璋，先杀自己伯乐郭子兴的儿子以夺权，又杀上司明教教主韩林儿以夺位，之后更以“胡惟庸案”、“郭桓案”和“蓝玉案”杀了十几万陪他创业的功勋。朱元璋的嗜杀令人发指，在洪武三年分封的34个公侯，能捱过朱元璋和朱棣两个皇帝而传承下来的，只有徐达一家。
清朝得天下时，口口声声谎称 “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于明，且为明报君父之仇”，实际行动上却对朱家后裔赶尽杀绝，不留丝毫余地。前面诸朝，虽以谎言获取天下，但好歹还试图欺骗众人，而到了满清这里，已不指望百姓相信他们，直接用刀说话，不信其说辞者便杀之。他们从辽东屠杀至华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蜀川千里无人烟、广州大屠杀、苏州之屠、南昌之屠……
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
由此可见，历朝开国皇帝，皆是以 “诈” 夺取天下。
在封建社会中，夺取天下遂演变为一场 “逆淘汰”，卑鄙者淘汰高尚者，丧心病狂者淘汰留有余地者，毫无底线者淘汰有操守者。“逆淘汰”的胜利者竟还恬不知耻，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依靠的是 “智”。更有无赖者，自称即使道德败坏到如此境地，但仍旧成为九五之尊，更证明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哉斯言。
在读这样的历史时，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将被摧毁，口中念的都是“圣人曰”，底下行事全是“无毒不丈夫”。沉浸在其中的人，更以“妇人之仁”嘲弄善良者，再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来将自己的“诈”一笔带过，甚至还将其当成夸耀的资本。
二、
取天下靠的是“诈”，守天下更是靠“诈”。
细数历代皇帝治国之道，都是对外披着儒家的皮，口口声声宣称要施行 “仁政” ，实则内部秉持法家的内核。据秦晖先生的文章《法家与 “秦制”》所指出，皇帝们口头上宣扬儒家政治，实际践行的却是法家政治；表面讲的是儒家的 “人之初性本善”，内心信奉的却是韩非子的人性本恶；口头上讲以仁政治国，实际运用的却是法家的那套 “法、术、势”。
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从秦到清皆是如此，概莫能外，毛伟人就在其诗《读〈封建论〉呈郭老》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何以如此？靠逆淘汰上位的统治者，不可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们信的是法家的性恶论。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读到韩非子的“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时，无一不是感同身受。
故而，他们在组建政府时，其原则就是互相制衡，即法家的"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刻意使政出多门，相互掣肘，丝毫不顾忌行政效率受影响。
比如在明代，朱元璋先是撤销了宰相，之后将宰相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把手全部在行政级别上提一级，相当于朝中有了六个宰相。在军队中，朱元璋将兵权分为兵部、五军都督府及非常设总兵分掌，其也在职责上互相牵制。在地方上，朱元璋将一省之权分割成三份，分别是管行政的布政使司，管刑狱的按察使司，管军政的都指挥使司。
更搞笑的是明朝的监察机构，朱元璋先设锦衣卫以监视百官，之后他儿子又设东厂以监视锦衣卫，再之后皇帝们又设西厂以监视前者，之后又设了内厂再来监视前者。还好明朝只有200多年，不然还不知道又会搞出多少个厂。
在对待治下之民时，尽管皇帝们口头上宣称在民间倡导儒家的大家族模式，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致力于将包括宗族在内的民间结构拆散，制定如 “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等法律条文，致使民众如一盘散沙，聚集不起任何力量。
之后，对于已然呈沙粒化的底层社会结构，皇帝们便开始运用法家的 “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 五术。他们让老百姓又穷又弱，愿意为皇家施舍的几个馒头而杀人；让老百姓卑贱且任人欺辱，从而向往朝廷的编制；让老百姓蠢笨无见识，皇帝们说什么便信什么，自觉成为打仗、种田、生孩子的工具。
《法家与“秦制”》中写道：2000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5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宫，50万人戌五岭……，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
（本篇文章主要列举法家的弊端，并不是说儒家就有多好。儒家的理想是以类家庭的结构来组织社会，其导致的结构只能是两晋的门阀政治，之后有机会再写吧）
三、
读罢二十四史，满纸都是“诈”。何以如此？
是源于人品问题吗？显然并非如此，人类都是非洲走出来的，谁又比谁高贵？猫智深且试着找出这么多“诈”的原因。
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唯有重复性博弈方可产生诚信，一锤子买卖大概率存在 “诈”。
例如，固定摊贩卖菜与流动摊贩相较，你会作何选择？找工作时你更倾向于成立多年的大公司还是刚开业的小公司？
这背后的缘由便是重复博弈。若博弈双方皆知晓，同样的博弈将会无限次重复进行，他们一次使诈便会招来报复，那么他们便会选择诚信。
在历史舞台上，有资格成为博弈一方的，除了军头外，只有能独立存在的教会和商会。其中，前者能为军头提供合法性来源，后者提供资金来源。然而，当仅有一个军头时，教会和商会在刺刀的威胁下就只能听命于前者，比如纳粹德国治下的宝马集团。而对于老百姓，在没有票选和人大制度的古代，他们是没有资格参加博弈的。
另外，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从地理角度来看，中国处于一个极为封闭的环境之中。北边是撑不起文明高度发展的茫茫草原，东边是大海，西边是仅有几个零星城市的戈壁滩，西南又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在这样的地理格局下，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通道仅有那么一两条不时被劫掠者阻断的丝绸之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中国掌握铁器冶炼的时间，与西亚相比究竟晚了多少年，由此可知阻隔有多大。没办法，地理环境如此，如果我们不以封建王朝的中国中心论视角来看世界，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只是位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
在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当某一军头壮大后，在消灭其博弈对手后很容易独占资源，形成单一权力中心的统治架构，故而也就没有必要讲求诚信。
所以我们会看到使 “诈” 者在计谋得逞后，能享受几百年的荣华富贵，因此我们不自觉地美化 “诈”，将其奉为 成事宝典，并主动让自己卑劣化，奉行 “无毒不丈夫”，或者至少也是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四、
喜欢用“诈”的另一关键原因，还在于古代的生产力不发达，人们都是在玩“零和游戏”。
我们翻越史书，看那些文人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盛世，其实都是天下大乱后人口极少的阶段，而到王朝人口繁多后，啥明君圣贤出世都没办法。
比如所谓“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时，全国人口也就1000多万。到了西汉末年的汉平帝，全国人口6000多万后，那就等着崩盘吧。
所谓贞观之治，其开始时全国人口也就300万户，经过“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发展，也不过1500来万人口。
所以，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中，相对于人力，统治者更看重的是资源，百姓多了反而不是好事。曾国藩在与友人冯树堂的一封信中就反映出如此心态，他认为天下变乱的原因即是杀人太少了，他写道：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
因此，他们能“诈”就“诈”，力争让百姓弱、贫、疲、辱、愚。
细究史书，满纸都是一个“诈”字。
但在当代社会，这套东西却没什么益处。我们早已不再身处原来闭塞环境下的单一权力中心，世界上有如此多个国家，国际交流的准则也早已不是千年前的“一次性买卖”。更重要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建立高质量的完整产业链，而必须参与到国际合作中，进行重复性博弈。
另外，生产者在当今社会生产中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发展，将会把人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创造性工作。
这相当于让人类实现了第二次进化，而第一次进化是人类学会直立行走后，双手被解放，开始使用劳动工具。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人工AI解放了大脑
被“诈”成弱、贫、疲、辱、愚的百姓，虽然听话，但怎么可能会竞争过经历过二次进化的新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