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而他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是靠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找到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的，以及人们是如何挣扎，又是如何回到习惯之中的。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在上台前是个带有流氓色彩的普通人，依靠暴力和运气当上了皇帝。许多熟人对他早年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即便他已经当了皇帝，六国的许多臣民仍然忠于六国的贵族及其后裔，对平民出身的刘邦嗤之以鼻。到底怎样才能让曾经是普通人的刘邦被接受为皇帝呢？又怎样才能让人们对刘邦的后代忠贞不贰并长期服从于这个新兴的政权呢？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更不容反抗。哪怕所有人都反对这个政权，它也仍然是合法的。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血统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这个哲学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汉朝统治者发现，要想让人们服从，必须树立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在真理之下，人已经不是人，只是宇宙真理的一个零件而已。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宇宙真理而奋斗，自觉服从于真理，任何想要对真理倒行逆施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必须予以打击甚至消灭。
但在什么是宇宙真理的问题上，不同政权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汉朝，所谓的宇宙真理，就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在宇宙之中只有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对自然界是成立的，对人类世界也是最高理论。真理的源头，来自一个叫作“天”的实体，是天的意志创造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服从于天的意志。
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是天选的，决定刘氏当皇帝的不是人间的选择，而是天的决定。这样，小流氓就不再是小流氓，而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不服从于这个政权，就视同自绝于宇宙。
第二，来自天的宇宙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构造内容，就不得不用到新兴的儒教。我们说儒教而不说儒家，是因为汉朝建立的儒教已经脱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汉代学者的新创造。
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经典，又将阴阳家的宇宙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宇宙之所以产生，来自阴阳和五行的互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要服从于阴阳五行，由此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祥瑞、灾异等观念。
这套无法验证的学说经过政权的推广，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人思维的基础，在社会上有大量的拥趸。
第三，理论构造完毕，必须让所有人都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司法体系，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通过灌输的方式，人们从生下来就浸润在这套宇宙真理之中，只要经过两三代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被塑造成型了。不管对王朝和皇帝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只会用这套宇宙真理的语言去说话，这才是深入人类社会最深的真理印记。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造成了牢固的束缚，让很多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人们可以将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看作思想的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它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朝一直持续到清朝。
每一个周期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第一个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拔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用其他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被灌输的几个观念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看到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朝哲学是最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于是第一个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代儒教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思想控制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于是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人们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却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代儒教，于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哲学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朝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朝的高官除了富有文采之外，也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从而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二个周期从宋朝开始。唐朝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王朝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朝，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朝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发展第二个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代儒教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即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个周期的庸俗期从元朝持续到明朝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的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朝，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反抗期。人们提倡遵从内心，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朝，中国哲学发展再次进入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朝实学的兴起，让很多人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进行逻辑推理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这些人开始将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在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朝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朝，已经有了强大的思考工具，并在逐渐改写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叙述了中国哲学发展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以下两大区别。
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西汉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西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的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很多传统哲学史作品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因此，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无法轻易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和为何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在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
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问题时，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