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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填写简历，我都郑重写上“1987年9月——1990年7月在山东省青州市第五中学读书，见证人：赵习功”。
“青州五中”曾经让我很没“面子”。
当年在机关负责，我这人没大没小不会当“官”，年轻同事也喜欢和我开玩笑。他们很奇怪，在今天看来似乎知识丰富、博学多才的“王博士”竟然不是从当地的“一中”毕业。是的，不管你承认与否，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一中”毫无例外地成了各地最高学府的代指。
我真的应该从青州一中毕业，这是凭我的考试成绩。但奈何我遇到了土政策，胶济铁路以北乡镇的青州籍学生不准报考青州一中、二中，只能报考农村的三中、六中和五中，而“青州五中”是重点高中，于是自然而然我就成了五中的学生。
也算是机缘巧合，2014年，这3所高中、3个农村哥们一起携手从农村进了青州城，而且有了个“新青州三中”的共同称谓。
就这样，不过才40年时光，我的小学——邵市小学校址都不存在了，我的初中——孙板初中变成了孙板小学，我的高中——青州五中终于成了传说中的城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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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青州五中”让我没“面子”，还因为我在这里没能考入大学。
1979年我入读小学，我的班主任邵景爱只是个代课老师，但她就敢在班里放言“我们这个班要出大学生的”，这里面就有我。
1987年我初中毕业，那时农村孩子喜欢考初中中专，一考上就有了城里人身份，上学有补贴，工作包分配，性价比要高，我的班主任郭文兴老师却说，“王学堂你不要读中专，你一定要读大学，那个平台才更适合你”。
1988年，我读高二，面临着文理科分班，因为我的班主任赵习功老师留在文科班，于是理科成绩同样优秀的我选择了文科。这不只是我的个人选择，我们八七级二班（文科班）的同学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聚集一堂。
可以说，赵习功老师深刻改变了我们这批农村孩子的人生选择和成长轨迹。这话，同班同学袁守忠不止一次和我聊过，他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潍坊护理职业学院任教。2018年因病离开了我们，一晃已经是6年了，我们少了一个好兄弟！
因为不可理喻的人为因素，赵习功老师突然被宣布不能带高三，导致我们那一级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又是在高三冲刺的关键一年，我们整个文科班都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前几天，毕业后回到青州五中任教的杨志庆同学在班级群里贴出了我们那一级的录取名单。这里面当然没有我，我们文科班几乎剃了光头，仅有两枚硕果：钟同学读了昌潍师专，王同学入读济宁代销学校。可惜的是就在毕业后上班不到2个月，王同学因意外身亡，成了我们那一级最早离开的同学。
我们永远怀念他。我们也是在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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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没有考中，于我是个沉痛的打击，这里面有自身的原因，但更多与母校有关，学校刚刚升级为重点高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骄傲自满情绪。
想来谁的成长都不会一帆风顺，母校也是。当然现在想来，于我个人是坏事也是好事。
如果放在1990年，侥幸能够考取，我也很难入读法律本科，那就遇不到我喜爱的专业，也就没有机会从事我终生痴爱、至今无悔的法律事业。
1991年，我在复读一年后进入西北政法，开始了至今33年的法律人生涯。
一个人，把自己的所学、所喜欢的专业与自己的职业能够结合，这无疑是幸运，所幸的是我做到了：学的是法律、从事的是法律、热爱的也是法律。法律是我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感恩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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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政策，铁道以北的初中学生只能报考青州五中，这当然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如果放在今天，作为专业和政府“作对”的行政法律师，我一定会对这个政策的合法性提出备案审查。
但这样的土政策也让当年的青州五中确实聚集了一批优秀学生，尽管我们没有城里那么好的资源，但老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我们这批农村孩子的“三苦”经历成为我们最好的人生精神财富。
在这里我们不只收获了学业，更多还是收获了友谊，奠定了我们一辈子的同学深情。无论是在北京、在广州还是在济南，我们同学相聚，无不对那3年的青春时光无比怀念、对母校无比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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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五中也不存在了，今天她已经蝶变成了青州三中。
但我心中的青州五中永存，那里有我的母校、老师和同学，有我3年拼搏、奋斗与付出，也正是在那里，铸就了我的大学之梦，而且向着那个目标奔跑，目标在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唾手可及。
一晃37年过去，我也进入了中年，但回想起母校，我就想起那个每周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家与学校的乡间小路上的15岁少年，他是那么青涩，他是那么稚嫩。
那可是他再也寻找不回来的青春啊。
祝福母校！
2024年9月2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