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史学界，南北对峙之态势已然比较明显。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是北京大学，而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则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高师文史地部师生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创办了《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学衡》《史地杂志》《史学杂志》等刊物，以此为喉舌与北大学者在相关学术问题上进行论争。
由于新文化派取得胜利，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北方学界往往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焦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大多是以北方学界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南方学界的情况，少有论及，或者以“北学”附庸的面貌出现。尽管近些年来有关学衡派的研究论著大量出现，但绝少将其置于南学和北学的语境中，而对学衡派的持续关注，使得学衡派几乎成了南方学界的代表，仅有的涉及柳诒徵及其弟子的论著基本上都将他们看作了学衡派的附属群体，对其所论所为关注不多。事实上，柳诒徴及其弟子之间的关系是异常亲密的，是比学衡派更为紧密的一个学术群体，笔者将之称为南高史地学派，以别于学衡派。本文仅就他们与傅斯年之间的学术争论进行一些简略的探讨，以见民国史学中的“南”“北”之争。
△ 南京高师
一
无论是在现代学术派系还是学术理念上，傅斯年显然都属“北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9年秋，其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次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开始。在此次科学发掘中，中研院安阳考古团为了研究之便，曾将所得古物运出河南境内。这一行动没有和地方政府达成谅解。于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何日章向省政府提出建议，殷墟发掘应由省政府主持，以免文物外流。河南省政府接受了何日章的建议，当即出面干涉，于是殷墟发掘不得不于10月21日暂停。
自该年秋至1930年春，何日章先后两次阻挠李济等人的科学发掘，并派人至安阳小屯村发掘，为期三个多月。为了说明自己行为是出于保护中州文献，他们还散发了《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之经过》和《陈列安阳殷墟甲骨暨器物之感言》两份油印传单。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未面世之前，这两份传单在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柳诒徵在《论文化事业之争执》一文中，全文登载了何日章散发的两份传单，并将河南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争执和国民政府收取《清史稿》，保存唐塑运动及教育部收取国学书局三事联系起来，慨叹“何今日关于文化事业之争执之多也”。
△ 柳诒徵（1880—1956年）
对于河南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争执，柳诒徵认为无论是非曲直，都是至可纪念至可庆幸的事情。因为“较之懵然不知文化之价值，任其摧毁庋藏，蠹蚀腐朽，或为商贩转鬻，或为外人捆载，无所动于其中，虽有学者劝说陈述，亦绝不厝意者，已相去万万矣。”所以出现争执，皆是因为双方都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为了减少或者避免日后出现类似情况，柳诒徵主张确定政治系统。“某事为民众团体所当为，某事为地方政府或地方机关所应管，明白规定。中央最高之机关，得督察而指导之；或以财力不及，或以人才不敷，中央应补助之，而不必攘夺之。某事为中央机关所当为，地方或民众之团体，从而辅助之，翼赞之，亦不必拒却而独擅之。民众团体于此，或有所私；中央之处理也，亦有正当之法，不必如对待之团体之争也。”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确保携手合作，避免纠纷诚为必要之举。并说傅斯年及史语所的行为只能算作“求人间未见之书而读之也”，并不是研讨学问的正途。言下似颇不以中研院之做法为然。
看到柳诒徵的文章后，傅斯年立即撰文投寄《史学杂志》，以回应柳诒徵的评论。他对柳诒徵提出的“确定政治系统”一论，不胜钦佩，认为是“不刊之论”、“探本之言”。同时却指出，他与何日章等人的冲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柳诒徵所谓的文化事业争执。
傅斯年指出，“此事经过，不特非中央与地方之争，且非中央研究院河南学术团体之争，乃何氏蓄志以河南境内古物为其势力范围，中央研究院无论如何迁就，彼必破坏以逞其私也。”中研院与何氏的两度冲突，就是因为政治不上轨道，中央政府电文毫无效力可言。且何日章等从未经过现代考古学的正规训练，他们胡乱加入发掘，只能是对地下文物的破坏。通过殷墟发掘，傅斯年“所敢自信者，为近代科学的考古方法。故以殷墟为一整个问题，并不专注意甲骨等。满意工作经若干年，为中国古史解决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基于此，傅斯年要求柳诒徵等人，“于文化事业争执既标笃论，于学术屯厄，必为义方之言！”
对于傅斯年的来稿，柳诒徵等人将之刊入《史学杂志》，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君来函》，并加了按语。所附录二文分别是李济的《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和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的扩大》，指出：（一）、“现在的中国学者，有好些对于考古学尚有一种很普遍的误会。他们以为考古学不过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这是因为他们缺少自然科学的观念。（二）、“现代考古学的工作，大致可分两大段：挖掘与考证；两者都分不开。”（三）、殷墟的挖掘，“这是一件国家的事业，所以我们预备了极长久的时间。”（四）、“凡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人都知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题目才有问题，有问题才选择方法，由方法应用可再得新问题，周而复始，若环无端，以至全部问题解决为止。”（五）、“从民国十七年的秋天，国立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以来，甲骨文的研究范围，有自然而然要扩大的趋势。”（六）、“用近世考古学的方法治甲骨文，同时再向各方面作精密观察，这是‘契学’惟一的新生命。”上述观点可以说和傅斯年主张为学问而学问，利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傅斯年随函附上此二文的目的无疑是为自身观点张目。
以上柳、傅两人的对话，虽已隐隐地透露出两者在学术理念上的某些不同价值取向，但较之后来南高学派同人对傅斯年《东北史纲》的批评，态度上总算还是心平气和的。
△ 傅斯年（1896—1950年）
二
《东北史纲》第一卷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心急如焚下的急就章。该书原计划由傅斯年（《古代之东北》）、方壮猷（《隋至元末之东北》）、徐中舒（《明清之东北》）、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东北之外交》）五人合作编写，主要是为了反驳日本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论”，以历史证明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为非法之举，从而说服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故出版不久就立刻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小册子送交调查团。
傅斯年所撰《古代之东北》，共分五章：第一章“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第二章“燕秦汉与东北”；第三章“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第四章“两汉魏晋之东北属部”；第五章“汉晋间东北之大事”。其“引言”称：“日本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依国法及国际公法之意义所规定”和“依民族自决之义”，“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即使以历史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爱国激情，溢于言表。因为属于急就章性质，故文中颇见缺漏之处，出版后，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均作了评论。
郑鹤声在《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一文中既肯定了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又对其中的疏漏舛误从“正名”、“补遗”、“纠误”三方面提出了善意批评，认为其收集史料不富，对于当地的省县志书和最近出土古器，如燕明刀、汉孝文庙铜钟，秦戈等，未能充分运用。特别是对古代东北的文化，“虽亦略有论列，然仅叙述关于生活状态及习俗二项，至于政教文字，及中国文化传播之史迹，则略不道及。而其所据材料，又不出《后汉书》《魏志》所载，殊为缺憾。”至于“排印校对不精，讹误之处，往往有之”。并一一举例加以指正。
缪凤林对《东北史纲》的批评比较严厉，他认为：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也”，并从十个方面对该书的史实取舍、史文解释到材料的引用，都作了严格批评。责其“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文义不明，句读不通，便肆解释，下断语，其欲免于纰缪缺漏，难矣。”特别是对近期发现的出土文物，如大同江南平壤府西南土城出土的“乐浪太守章”、“朝鲜右尉”等封泥和“乐浪礼官”瓦当，以及汉孝文庙铜钟、秥蝉县神祠碑等，皆“了无所知”。甚至讥讽傅斯年“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而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这种口吻，无疑刺痛了向以重史料、重考古文物著称的傅斯年。
事后缪凤林致书陈垣称：
评《东北史纲》一文，本为此间文学院院刊而作。嗣因傅君南下，为所探悉，肆布谰言，兼图恐吓。林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是非非个人所能掩，因先付单行，并布之《大公报》。两月以来，傅某因羞成怒，至谓誓必排林去中大而后已。其气度之偏狭，手段之卑陋，几非稍有理性者所能存想。林方自惧学之不修，且除学术外亦无暇与之计较也。
可见此事确引起了双方极大的不快。
有人因此将围绕《东北史纲》展开的批评提高到南高和北大两派对立的层面上加以论究。如王汎森在《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一文中，认为“傅氏此书一出，引起大量的批评，其中缪凤林与郑鹤声的文章非常严厉。缪、郑二人皆属中央大学，亦即南高系统，他们对北大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抱持敌意，对傅氏所标举之治史方法亦极反感，而刊载缪凤林《东北史纲》评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吴宓正是反新文化运动的要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当时思想界两个阵营的竞争。缪凤林用语尤其刻毒，说：‘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纪录也。’”
欧阳哲生在《傅斯年全集序言》中也认为缪文语意刻薄，实为当时南高北大两派冲突对立的反映，“而缪文恶语相讥，完全失去了学术的平和态度。尤其是在有关东北史这样一个有关国家、民族尊严，当时尚属敏感问题上，如此发难，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当之举”。
然细察之，此等说法实未必尽然。若以缪文公诸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别有用心的，那么，郑文发表于《图书评论》，是否亦当认该刊也对傅斯年不满呢？况郑之得见《东北史纲》，乃傅氏本人寄予征求意见者。依笔者之见，缪凤林和郑鹤声的评论文章主要应视为学术论争，而不应过度地从派别间争意气去理解。诚如郑鹤声所说：“傅君等人之著《东北史纲》，实所以应付东北事变，不免有临渴掘井之嫌。然临渴掘井，犹胜于缘木求鱼，对于东北史实之研究，吾人自然当竭力赞扬介绍，即余撰评之原意也。然又不能不严加指摘，以期完善，此则赞虞之原意也。然平心而论，傅君之为此，虽属粗率，亦多可取之处。且以新法作东北史，此为第一部，自有其相当之贡献。惟傅君为吾国学术界上有地位之人物，而本书又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苟有纰缪，遗笑中外，总以力求美备为是”。
事实上，缪凤林也认识到傅斯年此文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为了驳斥日人“满蒙非中国领土”之妄说。但考虑到日本之研究东北史，远在二十年之前，当日俄战役结束，白鸟库吉氏已提倡对于东北朝鲜作学术上根本的研究，以为侵略东北及统治朝鲜之助。嗣后有白鸟库吉的《满洲历史地理》、津田的《朝鲜历史地理》及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白鸟等之书，出版在二十年之前，虽亦间有缺误，而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实远不如《东北史纲》之多，此则吾人所认为史学界之不幸者也。吾民族今已与日人立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斗争之成功，必求全民族活动之任何方面皆能与日人之相当方面相抗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窃愿后之治东北史者，慎重立言。民族前途，学术荣誉，两利赖之”。
可见，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缪凤林希望处于抗战漩涡之中的中国学人，能够在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上也压倒日本学人，以尽书生报国之职责。至其行文用语尖刻，实为向来之风格，并非专对傅氏。如他批评王桐龄的《东洋史》，说该书“芜秽缺谬，实无何种价值”。且早在1930年其撰写《评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时，就曾感言：“然日人轻视中国学术界久矣。使执马君此文以代表支那学者，马君思之，恐亦将踧踖不安矣。来者可追。窃愿国人之参与国际学术事业者，慎重立言，国家之地位，个人之荣誉，均利赖之矣。”正是基于此种与国际学术界争胜，不愿落后乃至为日本学者所轻视的治学态度，缪凤林方才撰写了该文。
△ 缪凤林(1899-1959年)
三
柳诒徴等人和傅斯年之间的学术争论，折射出南北两派学人在“为学而学”与兼重经世方面的治学路向差异。“北派”依据西方现代学术理念，认为只有坚持非功利主义学术观，方能致学术于独立。胡适强调：“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当有人邀其参加以“研究中国学术、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中国学会时，他断然表示拒绝，声称：“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作用。”顾颉刚也一度认为：“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而“南派”则认为治学固应求实，但仍当兼重其经世功能。刘掞藜就说：“实则吾人当今急务应研求现今史象而谋济时救国之方。若复如此埋头故纸堆中，钩稽荒渺史迹，无论所获至微而至不可恃，纵得真相，与时寡益。既不能扶危定倾，又不能裨补民生。”
当然，上面的区别也并非是绝对的。随着时局的变化，北派学人的一些学术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以“史学即是史料学”蜚声中国史坛的傅斯年，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致用”倾向作了猛烈批判。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一文中指出，中国学人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好谈致用”，结果却是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镕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返观中国学人，却“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
欧洲游学回国后，傅斯年在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更是公开宣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至于普及工作，他们“不做或者反对”，因为在傅斯年等人看来，“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
△ 柳诒徵（正中）50岁生日时与弟子合影
进入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的治学理念发生变化。自“九一八”事变后、北平部分学者在北平图书馆开会，会上傅斯年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命题，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是编一部通史教育国人，团结御侮，此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便自觉地以这一事业为己任，“‘书生何以报国’这一句话始终留在同人的心里，激励着大家来工作”。上述的《东北史纲》正是在此理念指引下的急就章，体现出傅斯年此时著史的功利性。而顾颉刚从“古史辨”到“禹贡”，无疑也是步入了致用的行列。
他们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在古史论战时他们对柳诒徴等南派学人的批评，所以柳诒徴在1935年时候仍不忘重提旧事：
有一种比较有历史兴味的人，知道近来各国的学者很注重历史，有种种的研究方法，因此将他们的方法来讲中国的历史。在现在看来，确也有相当的成绩。但是有一种毛病，以为中国古代的许多书，多半是伪造的，甚至相传有名的人物，可以说没有这个人，都是后来的人附会造作的。此种风气一开，就相率以疑古辨伪，算是讲史学的唯一法门，美其名曰求真。不知中国的史书，没有多少神话，比较别国的古代历史完全出于神话的，要可信得多。我们不说中国的史书，比外国的史书是可以算得信史的，反转因为外国人不信他们从前相传的神话，也就将中国的人事疑做一种神话，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况且古书不尽是伪造，即使拆穿西洋镜，证实他是造谣言，我们得了一种求真的好方法，于社会国家有何关系。史书上真的事情很多，那种无伪可辨的，我们做什么工夫呢。所以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再进一步说是为学问而学问，换句话就是说讲学问不要有用的。
虽然傅斯年与南高学人因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争论，但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也能摒弃“前嫌”，唯学为上。如他视向达为友人，并在1948年的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提名中推荐了柳诒徵。有趣的是，由傅斯年与南高学人之间的学术争论而折射出来的南北学派之间的差异，在1949年后并未消失。1949年去台湾的张其昀和傅斯年，“张氏执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及早年就读东南大学（按：前身为南高）的郭廷以执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任教台大的傅氏及胡适，随各人南下，使台湾史学界也具‘南高’及‘北大’史学研究之遗风。”（节选自《聊城大学学报》 2011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