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青岛知青，也是插队知青中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在昌邑县插队落户期间，我爱上了队里的记工员，最终顶着父母反对同学们阻止的巨大压力和他领取了结婚证。婚后第三年，我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工作，我和我丈夫过起了牛郎织女一样的两地分居生活。那期间，亲朋好友都劝我离婚，我确实也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听我慢慢给大家分享。
1968年秋后，我们青岛初高中毕业生就一批接着一批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们基本都被安排了工作，因为我不想去大集体企业，就错过了进厂当工人的机会。
那年年末，上山下山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我别无选择，只好听从街道干部的安排，决定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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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7日，距离新年还有3天，我和上百名青岛知青胸戴大红花，乘坐汽车，来到了昌邑县石埠公社，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吃过午饭，公社知青办主任宣读了知青分派名单，我们十一名青岛知青被分在了西金台大队第五生产小队，我唯一熟悉的高中同学郝相峰却被分在了二队。
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我们跟在帮我们推行李的社员身后，来到了西金台五队的队部，乡亲们提前就给我们拾掇好了住房，队部那三间破旧的厢房，就是我们十一名青岛知青的临时住所。
我们的住所虽然破旧又简陋，可乡亲们都很热情，李广明队长亲手为我们打了地铺，地上铺了厚厚的秫秸和麦草，睡在上面暖嘘嘘的，一点都不冷。安顿好了住的地方，李队长又安排了一位大嫂临时帮我们做饭，我们的吃住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时正是冬季农闲，队里也没什么要紧的农活，春节前那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一共也就干了十几天的活。那十几天里，也是干半天歇半天，给人一种磨洋工混工分的感觉。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也就拉开了序幕。第一天往地里运送土杂肥，年轻力壮的社员用独轮车往地里推粪，年老体弱的社员就在牛棚后边的粪场给社员们往独轮车上装粪，我们知青不会推独轮车，就用扁担和篮子往地里挑粪。
那天上午快收工的时候，我看社员们都往回走了，我挑着两篮子土杂肥走得有点急，上坡时，不小心崴了脚，我坐在地上揉了几下脚踝处，还是不敢站立。就在这时，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李吉年推着空独轮车从我身边路过，看我坐在了地上，以为我累了坐在地上歇歇，他就把独轮车停放在路边，把我的那两篮子土杂肥挑到了地里。他挑着空篮子回来了，我的脚脖子还是很疼，根本就不敢站立。
一名女知青和一名女社员过来把我搀扶起来，想搀着我往回走，我的脚踝疼得钻心，一步也不能走。李吉年把我的两个篮子和钩担（扁担两头各有一个铁钩子）都放在了他的独轮车上，用征求的口气对我说：“要不你坐在车上，我推你回去。”我虽然不好意思让他推我，可我实在是无法行走，只好不好意思地冲他点点头。
李吉年小心翼翼地把我推回住处，两名女知青把我搀到屋里，我坐在铺上呜呜哭了起来。不一会功夫，李吉年叫来了三队的张大娘，张大娘会正骨，是祖传的手法。她抓着我的脚脖子摸了摸，笑着说：“闺女，不碍事，错踝啦，我给你捏一捏就好了。”
张大娘果然有两下子，给我捏了几下，趁我不注意，抓着我的脚用力一拽，我听到了脚踝处发出“咔吧”一声响，疼得我都哭出了声。看我哭了，张大娘又笑着说：“闺女，你站起来试试，看敢不敢站立。”我慢慢站起来，脚踝虽然还很疼，但能站立了，也能走动了。我从提包里掏出两块钱给张大娘，张大娘笑着说：“看你这孩子，我哪能要你的钱哩，快放起来。”张大娘说完，就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了。
后来听乡亲们说，张大娘凭着自己祖传的手法，没少帮乡亲们解除痛苦，就算是邻村的乡亲找她正骨疗伤，她从来都不收一分钱。
就是因为那次李吉年帮我把两篮子土杂肥挑到了地里，用独轮车把我推回住处，还叫来张大娘帮我正骨，我很感动，也发自内心地感激李吉年。
从那之后，看到李吉年我就主动和他打招呼，李吉年是我们五队唯一一名初中毕业生，他和我同岁，出于礼貌，我喊他吉年哥。每次听到我喊他吉年哥，他都会红着脸答应一声，然后就匆匆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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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冬季，我们西金台大队利用冬季农闲，开始兴修水利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男女老少全部出工参加大会战，平整土地，修水渠挖排水沟，建排灌站。当时的口号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能靠天吃饭。大队书记还来到我们知青点，让我用石灰水在队部的后墙上和我们知青点五间房子的后墙上分别写上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标语。
当时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劳动量很大，没有机械设备，挖土清运土方都要靠人工，垒砌水渠的石头要用独轮车去山上推。当时队长做了具体分工，妇女和老社员挖排水沟，用大筐抬土清运土方，会石匠手艺的社员垒水渠，年轻力壮的男社员上山推石头。我们女知青就和年轻社员自由结合，跟着推石头的社员去拉车。自由组合时，我没有犹豫，直接把拉车的绳子拴在了李吉年的独轮车上。
那个冬季，我跟李吉年学会了推独轮车。空车在平道上推车时，李吉年就让我坐在独轮车上，推着我。有时我也让他坐车我推车，有一次我把车推到了路壕里，把李吉年压在了独轮车下。自那以后，李吉年再也不敢坐我推的独轮车了。
经过了三个冬季农闲的艰苦奋战，我们五队平整土地六十多亩，修建了一条主干渠和两条支渠，挖了两条排水沟，村西近邻潍河的那片土地做到了涝能排旱能灌，实现了不靠天吃饭的既定目标。经过了三年的朝夕相处，我和李吉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一次到他家去串门，看到他窗台上堆满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的课本和作业本，还有几本长篇小说，知道他一直在利用空闲时间坚持读书学习，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就这样，我和李吉年相爱了。
听说我和李吉年恋爱了，知青点的同学们都持反对态度，都劝我不要感情用事。因为当时已有插队知青被招工回城，也有人被招干到公社或县里工作。要是和农民结婚，就意味着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1974年春天，我们西金台大队得到了两个国棉厂的招工名额，同时公社还要在我们插队知青中抽调一个人去公社当文教干部。因为我是高中生，大队书记来问我：“陈燕，你想去国棉厂当工人还是到公社当干部啊？去公社当干部属于以农代干，虽不是w正式干部，但有转正的机会。你是高中生，倒是符合到公社当干部的要求。”
就这样，我到公社当了文教干部，其实就是一个勤杂工，什么活都让我干。有时食堂忙不过来，就让我到食堂去帮忙。我前脚刚走，在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张吉爱就到国棉厂当了工人，李吉年正好顶替张吉爱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
自从我到公社当了文教干部，李吉年和他父母心里就不踏实了。我到公社工作不久，李吉年到公社来找我，他说西金台大队像他这个年龄的小伙，早都结婚娶媳妇了。还说自从我到公社当了干部，村子里就有了闲话，说他配不上我了。他问我是怎么打算的，要是我有什么想法，他不会让我为难。
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李吉年，你放心，这辈子我非你不嫁。”
第二年初秋，县里派来一名干部到我们公社任职，我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再加上转正的希望渺茫，我就写了辞职申请，又回到西金台大队当了农民。其实我一直都是农民身份，在公社当文教干部，虽然享受干部待遇，但我还是农业户口。说句实话，当时要不是考虑李吉年的年龄早过了结婚年龄，我是不会主动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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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秋后，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下，我和李吉年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我成了石埠公社第二个嫁给当地农民的青岛知青。结婚那天，全生产队的社员都来贺喜喝喜酒，大队书记也前来贺喜，他还代表大队送来了二十元的贺礼。
婚后的生活简单又快乐，李吉年在学校当民办教师，我天天下地干农活挣工分，虽然知道和农民结婚就意味着一辈子扎根农村了，可我心里也没有太难过，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喜爱李吉年。
1977年冬季，我的女儿还不满周岁，李吉年第一时间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就动员我好好复习功课，全力备战高考。我担心女儿没人照看，李吉年说由他和妈妈照看孩子，不让我担心。
1978年春天，我接到了山东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时隔多年，我终于圆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担忧的是我去济南读书，女儿谁来照顾，我们夫妻俩两地生活，说心里都难受。
公公婆婆和李吉年虽然也有担心，担心我上了大学会变心，但他们并没有反对我去上大学。我离开西金台后，一岁半的女儿也只能由婆婆照管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省城的一所高中任教，三年后调到政府机关工作。济南离西金台虽然不算远，可我一年回家的次数也有限。两地分居，对我对李吉年都是一种痛苦，婆婆照看孩子也很辛苦，特别我回家看到女儿躲避我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那期间，有同事和亲友劝我离婚，都说长痛不如短痛。当时我心里也动摇过，回到家跟父母说这事，我爸拍着桌子说：“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婚姻是一种责任，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呢？你离婚了孩子咋办？人家李吉年带着一个孩子还能再成家吗？”
被爸爸骂了一顿，我再也没动过离婚的念头。只要能抽出时间来，我就会给公婆和全家人买上衣服礼物回家看望公婆和孩子。女儿上初中的时候，单位分了房子，我就把女儿接到济南读初中。也是那年，李吉年转成了公办教师，记的当时他参加过什么考试，后来又说是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具体是怎样转成的公办教师，我还真记不清了，当年和他一起教书的民办教师，后来也都转成了公办教师，他们都不是知青家属。
转成公办教师后，李吉年调到了王家庄联中教了几年书，后来调到乡里工作，再后来到到学校担任了校长。直到退休，他也没能离开家乡。
我退休后，在城里帮女儿照看孩子，也没办法回村照料李吉年的生活。李吉年退休后，在老家照顾我婆婆，直到婆婆去世后，他才来到了济南，我们终于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一家人总算团聚在了一起。那年，我和李吉年都六十三岁，我俩的头发都白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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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和李吉年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我俩也经常回去看望乡亲们。老家那边还有房子，我俩每次回去，都会在村子里住几天，都会到潍河边看看。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青春记忆，那里是我和李吉年爱的摇篮。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陈燕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