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朱总、徐帅《年谱》《历史的回顾》和《国军将领回忆红军长征》等信史/文献：
1935年4月末，嘉陵江战役结束。在江油“西北军委高干会议”上，张氏提出了“背靠西康，占领成都西北/西南以远少数民族杂居地区，作为立脚点”新战略构想。陈昌浩发言支持这个“构想”；“大家没有异议，一致同意按张氏构想干…”。
但在私底下，徐帅、李主席依然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边计划比较好”；“据我观察（张国焘、陈昌浩），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
10月初，张氏宣布他为“临时中央”主席，并且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及之后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经四十多天浴血奋战，四方面军略占了岷山山脉、岷江上游与邛崃山脉、大渡河泸定～阿坝段之大片地域；基本上于成都西北/西南以远、实现了张氏设定的“背靠西康”新战略构想；然“打成都、吃大米”之企图，却因为“兵殇百丈关下”，也使约十万人的队伍、折损逾半…。
其间，曾发生过“一件事”，它的后果在客观上巩固了张氏的“高明”……
31号，徐陈电报张主席，告部队情况…；张氏赓即回电训斥之“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自误”，“在敌能守住邛崃、大邑、名山、天全、芦山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夺取康定为好”！一一徐、陈接电后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作战计划，南下打成都为上策。故未理睬、仍然指挥方面军主力攻取宝兴、芦山和天全，兵临雅安。
6号，张主席再急电令徐陈，要求迅速“查明金川两岸（敌情和落实）转移兵力即取康定泸定之办法”。一一仿佛又是一块金牌“圣旨”降临…。
徐、陈面商后复电张氏：“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现刘湘六七十团至多能来四十团，邓锡侯共二十四团，分兵后难大集中，余者无虑。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利。”拒绝马上兵出西康！
由于徐、陈之态度一致，故“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
徐陈挥师直扑名山东北、成都西南之要隘：百丈关……战果呢？离“惨不忍睹”略一步之遥！
【注示：有意思的是，在百丈关重挫徐、陈部的川军主力，亦是十个月前于土城重挫彭德怀、董振堂和陈赓的郭勋祺、潘佐和廖泽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