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的两次"海啸":天灾海啸与PTSD海啸

斯里兰卡，一个印度洋上的岛国，位于印度东南方，与印度隔海峡相望。斯里兰卡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岛上有僧伽罗族、泰米尔族、摩尔族三大主要民族，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主要宗教，多种语言并行。

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斯里兰卡曾长期是一片殖民地。在1948年获得独立后，殖民者给斯里兰卡的政治留下一片混乱。武装组织四起，内战经年累月，人民长期遭受战乱蹂躏。

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9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印度洋沿岸各国，包括斯里兰卡，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但我们的关注重点不是真实的海啸，而是紧接着那场天灾之后的“PTSD海啸”。

2004年圣诞节，黛博拉·温茨，美国某心理健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来到斯里兰卡度假。26日她和一位好友决定前往当地的加力古城观光游玩。待她一行人到达加力附近时，道路已经被一波波的先至的小浪潮淹没。

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9级地震

巨大的海啸就快要抵达斯里兰卡了。

温茨一行人开始返回内陆高地，途中他们瞥见了当地居民一家一家人惊恐逃难的场景。一切都发生地太快，温茨还没有意识到一场恐怖的大海啸正在席卷斯里兰卡。

回到安全地带后，温茨获得了更多关于海啸灾害的信息，上千人失踪或死亡，上万人目睹海啸的造成的巨大破坏。

温茨曾在9.11事件期间掌舵心理健康协会，她依据她的专业心理学知识做出判断——这次的突发灾难会给大量受害者的心理留下创伤，导致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斯里兰卡的大爆发。

她立刻开始联系自己在美国心理精神健康行业方面的人脉，身体力行开始组织一场，针对斯里兰卡海啸难民的灾后心理援助行动。

温茨作为一名心理学专家，在当地第一时间目睹了灾难的发生，并拥有大量资源开展跨国心理援助。温茨的独特经历让她在对斯里兰卡人民的心理健康干预上有地理和时间的巨大优势，但她并不是唯一对斯里兰卡的即将到来的第二波灾难，心理问题灾难做出预警的人。许多国际上的双眼睛——主要包括他国政府，心理健康组织和相干研究者，也在一刻不停地关注着灾后的斯里兰卡。西方多国心理学专家开始异口同声在报道中发出PTSD即将在当地爆发的警告；心理健康行业机构或政府组织专业心理人员组成的志愿者“部队“前往灾区提供心理治理；科研组织派出研究小队以当地天灾为关键背景研究PTSD。

受过专业心理学教育的人才带着西方的先进知识与研究结果，来为心理健康服务系统明显落后的斯里兰卡提供援助，这听起来是件无可置疑的好事。可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对斯里兰卡的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西方外来者带来的PTSD的症状清单，对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当地居民的痛苦能否贴合？换句话说，PTSD真的是全球通用的，人类共享的一种精神疾病吗？

在他们来到斯里兰卡之前，当地几乎无人知晓已在美国“流行“多年的PTSD。西方心理学家提出的PTSD诊断，不仅将PTSD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引入了斯里兰卡的精神医学界。PTSD作为西方心理精神健康学界提出的疾病，本身蕴含着西方人关于怎样的心灵才是健康的，如何才能有效治疗心理问题，心理是如何运行的，乃至西方世界对人的定义与人性的各种假设。可以说PTSD的成立包含着对西方当代思想的缩影，它的信息从知识体系到世界观。

在海啸发生后的几个月内，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创伤咨询师和研究者涌入斯里兰卡，一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国际心理干预行动在印度洋沿岸开始了。其中，光是澳大利亚一国就发起了亿元援助承诺计划，派遣了数支咨询师组成的团队，誓要将该国的心理健康服务系统“带入现代社会”。

很快这支“心理健康远征军”，很快遇到了挫折。

当他们满怀自信带着对心理活动和发展规律的认知来到斯里兰卡救难时，他们发现当地人对海啸的灾后反应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预期。一位咨询师接受采访时说，海边村庄的的小孩更想返回学校，而不是他们已经广泛用于的心理治疗的谈论自我的创伤经历。一些村民们在灾难发生几天后就想回到才刚被海啸夷为平地的村庄，或是投靠亲友。这也与咨询师记忆中的“心理创伤者会回避痛苦情景”的认知相悖。

西方心理健康行业，基于他们自己的会议探讨以及临床经验对PTSD作出了以下假设：创伤经历是PTSD的根源。创伤经历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地损害人的精神状况，并影响创伤者现实生活。就像处理身体伤口要越快越好一样，PTSD患者越早开始正视创伤，谈论并重新思考创伤经历对治疗PTSD有关键意义，而这往往也是治理咨询的一个难点。

当那些刚从恐怖海啸中死里逃生的孩子们，对创伤咨询师们的立刻描述自己悲痛经历的要求感到困惑不解。咨询师们也许感受到了他们与当地人间存在的巨大无形鸿沟，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重新思考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相反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当地人“活在否认中”——拒绝承认自己的创伤，回避痛苦。

斯里兰卡当地流行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只有上层社会说英语。由于语言不通，咨询师需要翻译人员才能开始他们的访谈治疗工作。而大量的咨询师的涌入和大量灾难受害者的出现让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大幅增加，远远超出当地可以提供的范畴。甚至不少从事旅游业，只能用简单英语与外国游客进行基本沟通的司机都被拉来充当翻译。而心理咨询本身涉及相当多复杂，主观的抽象概念，精确翻译对专门从事翻译的人员都尚有难度，更不用说那些司机了。

这些翻译人员在复杂、幽微又敏感的心理咨询过程中，只是勉强让咨询双方产生沟通。即使咨询真的对当地人有效，其效果在这种沟通障碍上也很难发挥出来。

尽管有如此困难，他们却还是“救人心切”地大量接待海啸难民。光是一个机构就报告，他们在两个为期四天地工作坊为超过1700人提供了“心理治疗与咨询”服务，而他们只有20多个咨询师。

咨询师团体之间没有合作协调，他们之间还爆发了恶性竞争。

不同咨询师团体，对哪些难民应该受到怎么样的服务有了分歧，于是他们开始争抢“患者”。一群义工用玩具和糖果把孩子从另一群义工那里引诱过来；他们在孩子间分出团体，让他们相互分离，这也导致了更多冲突，甚至让孩子们之间诞生敌意。这些“援助者”相互争吵，抢着帮忙，创造出的额外冲突可能反倒给孩子们带来了更多创伤。

提供具体物资的援助团队通常会向当地政府或家庭咨询他们需要哪些物资，再提供帮助。而提供咨询辅导的援助团队往往自顾自地开展自己的援助行动。他们认为自己所带来的诊断与治疗是某种普世皆准的法则，再加上他们默认当地落后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体系让当地人难以察觉自己的问题，所以觉毫无必要请教他们。

制药公司也借着这股PTSD浪潮开展自己的业务。

辉瑞制药公司在灾害一个多月在资助一个在曼谷地技术研讨大会。会上，与辉瑞公司有着利益关系的教授，大谈特谈PTSD如何给病人和社会带来长久深远的严重后果。教授向众人宣传辉瑞公司的抗抑郁剂可以改善病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健康，由此重振受灾地区的经济建设。他谎称这种药剂已经是“美国目前的一线推荐治疗方案”，然而这种药剂仅仅才被批准用于治疗PTSD几年。

随着咨询师一同“空降”斯里兰卡的还有专门从事创伤研究的学者。

这场严重破坏当地的社会秩序的天灾，是一场千载难逢的对PTSD的研究素材，受灾的斯里兰卡本身变成了一种研究资源。

数支科研团队在斯里兰卡开展研究活动，用最先进的仪器收集当地居民的多项与焦虑有关的生理指标，筛查可能的PTSD患者，向他们询问各种私人问题。其中出现了相当多的科学研究的道德伦理问题。

一位当地医生给斯里兰卡国会的报告中写道，救助、抚恤与科研混杂在在一起，会对这些处于脆弱状态的民众产生压迫与剥削。

许多当地参与者将研究团队与援助团队混为一谈，误认为他们配合要求之后能得到一定的资助或者其他帮助，于是愿意参与研究。

一些团队将斯里兰卡当作新型疗法的试验场，鼓励当地人参与还处在实验阶段的心理疗法的测试。而这些测试的具体方法，让参与者回到被海啸摧毁区域，暴露在创伤经历发生地点，可能对参与者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

跳出这一切乱象，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第一代将心理援助加入灾后抚恤手段的人类世代。在由西方心理学界主导的心理学研究与心理援助手段被散布到全球各地，不同文化的角落之前，每个地区的人们需要承受各自不同的天灾人祸，经历与感受千姿百态的苦难与创伤，并用与自身特色文化息息相关的疗愈方式处理伤痛，然后继续生活。

斯里兰卡在从殖民地中独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青年暴动、贫困，但斯里兰卡人仍然于这座岛屿上屹立不倒。

那些在新闻报道中大肆发出PTSD预警的专家，如同淘金热般疯狂涌入斯里兰卡的咨询师，没有主观的恶意。他们中许多人也意识到了异域文化存在的问题，但他们的对异域文化的尊重只是流于表面。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包括基本的心理学假设到具体的诊断与治疗，能适用于全人类，不论文化的差异。于是他们用那些限制颇多，具有诱导性的PTSD问卷为难民们做了诊断。

事实上，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人们的感受痛苦的方式都与文化本身与不可分割。PTSD的症状清单连他们的真实具体的痛苦都不能涵盖，又何谈诊断与治疗呢？

心理援助团队在斯里兰卡用自身行为大范围间接或直接向当地人”科普”PTSD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试图抹杀掉这种文化差异，并用自己的一套文化理论取而代之。我们可以说这是是一场隐性的文化殖民。

PTSD的存在是真实的，但并非超越一切时空。

PTSD的承认和推动是一场精神医学和政治运动的结合。PTSD最初被称为越战后遗症，由反对越南战争的精神分析师提出。其提出本身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即传播反战观念。精神分析师和退伍军人最初并没有试图创造出一种可以囊括所有恐怖事件受害者适用的病症，但为了让越战后遗症获得更多关注与认可，以进入DSM的正式诊断标准中，他们和其他研究者联合扩充这个概念，将一些更具一般性的灾难或重大意外事件的幸存者的心理问题也纳入其中。

随着，PTSD影响力逐渐扩大，其最初的“反对越战“”属于越战老兵“的属性越来越弱，好像越来越具有自然规律般的客观性。之后随着之后几场飓风与地震灾害，还有通过贩卖治疗方法的商人的推波助澜，PTSD很快在美国成为一个流行概念。

PTSD这个疾病概念千疮百孔。它为了自我推广变得越来越偏离初心，在被纳入DSM获得更大名声后，又被市场与资本裹挟与推动下快速发展出自己的疗法（许多疗法缺乏验证），为更多人提供“方便“患上PTSD文化环境。

海啸带来的巨变碾碎了本就易碎的和平，政府与叛军间的停火协议在海啸之后7个月后撕毁。被夹在政府军与叛军间的人民的生活再次变得艰难困苦，充满死亡与暴力，直到2009年政府军宣布完全驱散了叛军。

难得的和平之后，国际社会的焦点又集中到斯里兰卡的PTSD与心理治疗上。这次有当地的医生呼吁可能来到斯里兰卡的咨询师尊重当地居民独特的心理，社会形式与政治组织；并警告政府小心“空降“的研究人员对当地资源的滥用。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那场PTSD浪潮对当地人民的心理健康提供了多少帮助，又造成了多少破坏，我们也不知道那位医生的呼吁与警告能得到多少重视与遵守。但这一事件提醒我们意识到这个复杂世界的复杂运作方式，让我们以更加谨慎严谨的态度思考面对周遭不断涌现的事物。

本文大部分内容来自《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