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9月,贺龙回到洪家关不久,收到在湖南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来信,邀他去长沙商讨革命大事。贺龙便独自离开家乡。他先到常德找中华革命党人罗占侯,才知罗也去了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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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贺龙搭乘货轮,重拳收拾调戏妇女的帐房

贺龙即搭乘日商的“戴生昌”货轮,溯江而上,奔赴长沙。这时的贺龙已长得身材魁梧,还蓄了小胡子,虽然少年英俊、伟岸,却已饱经沧桑,显得老练沉着,那副熟悉社会的神态大大超过了他20岁的年龄。

贺龙是第一次乘坐洋人的轮船,也是第一次看到洋人在轮船上是如何横行霸道、责骂凌辱统舱里那些贫苦中国旅客的。统舱里非常拥挤,而轮船上的日本人则带着手下,手提竹棍和皮带,捂起鼻子,踢着货物、箩筐,凶狠地责骂旅客。闪路的人稍慢一点,日本人的皮带就抽在那人身上,汗渍溃的光脊梁上立刻出现一条血印。贺龙幼年就挨过皮鞭,对这些日本人更加恨得咬牙。依照当年的脾气,他早就扑上去痛打那些日本人了。贺龙克制住自己,走出统舱,在甲板上深深吸了几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心想,外国佬欺侮中国人,早晚有你们的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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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生昌”号在长沙靠了码头。船上的帐房站在出口处,搜查着旅客,调戏着妇女,一副凶狠油滑的样子。贺龙终于忍不住了,他从人群里挤过来,一把揪住帐房的衣领,就是几拳。贺龙武艺在身,几下重拳就打得帐房嘴角流血,连喊叫都来不及,便瘫倒在甲板上。

贺龙朝一些忍辱含悲的旅客说:“我们大家都敢摸起拳头跟他们洋鬼子拼,哪个敢来欺负!”他轻轻在一个精壮小伙子胸脯上擂了两拳,笑着说,“壮得像头牛,干么受欺不还手?你一拳满可把那杂种打到江里去,怕什么?人善有人欺,我们不欺负人,也不能让人欺负,更不能让洋鬼子欺负。长长志气么!”说着,他大步走下船,连随身携带的行李也丢在船上不要了。

贺龙来到长沙,找到了堂兄贺连元,在贺连元那里遇到了罗占侯,还结识了性格直爽、也在政法学堂读书的同乡钟慎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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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谭延闿重金拉拢贺龙,怎料贺龙毫不买帐

湖南督军谭延闿很快得知贺龙到了长沙。谭延闿是第二次督湘,此人素来为人圆滑,八面玲珑。他知道贺龙在湘西一带曾是民军领袖,颇有威望,尽管目前手上没有队伍,但湖南形势既不平静也不稳定,像贺龙这样的人物,总是以笼络为佳,即使是一步闲棋,说不定今后会派上用场。于是,立刻委任贺龙为督军府咨议,并且拨出两艘船交给贺龙,由他收税,供他开支。谭延闿可谓周到,实在也是给了贺龙一个名利双收而又不费力气的差事。贺龙却毫不买帐,他表示:“我拉队伍为的就是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你们让我在长沙当官收税装进我的腰包,这不是起黑心害老百姓么?”他断然拒绝了谭延闿的笼络。

贺龙回到贺连元住处,讲了谭延闿委任自己的事情后,着急地问:“你信里不是写得明白,商量革命大事么?快些领我见革命党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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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连元笑着说:“就是。他们知道你来了,也正等着你呢!”

原来,这时正是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病逝不久,湖南的中华革命党正以“正谊社”的名义进行活动。以龙璋、覃振为正、副社长,主要人物还有林德轩、林祖涵(林伯渠)、廖湘云、罗迈、罗占侯等。他们正准备趁黄兴遗体迁葬原籍长沙的机会,组织力量反对在湖南的反动力量,也包括反对虽是老中华革命党人却又与北洋军阀北京政府有着密切勾结的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

当贺龙和贺连元、罗占侯来到林德轩家里时,正谊社的多位主要成员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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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占侯向大家介绍着贺龙:“他是桑植民军总指挥,护法军的营长,18岁就加入本党,在湘西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呢,莫看他年轻哟!”

林德轩站起来握着贺龙的手,说:“久闻大名啊!”

贺龙虽然没见过林德轩,却是早已闻名了。林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在护国战争中担任过讨袁军旅长,湘西护法军的军长,是石门县有名的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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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贺龙两次谋刺落空

林德轩、林修梅等即向贺龙介绍了国内的形势。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府表面上是黎元洪担任民国大总统,实际大权却操纵在袁世凯的嫡系段祺瑞手里。段拥有自己的皖系武装,并担任国务总理。正准备以武力扫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和南方的武装,以武力统一中国,也就是统一在北洋军阀和北京政府之下。这将会把中华民国变成名为民国,实为封建统洽的国家。而南方各省政府及武装,大都曾经在孙中山号召下进行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武装斗争。但是,他们素来拥兵自雄,不大买孙中山的帐。有的省督军还与北京政府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待价而沽,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党人。谭延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贺龙接触到革命党人的上层领导人物,对全国的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使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他在长沙期间,经常与革命党人议论和探讨国家大事,知识面宽阔了许多,开始认识到,政治斗争是复杂的,远不是凭枪杆子就能顺利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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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年夏,谭延闿勾结北京政府,在湖南排斥中华革命党人,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正谊社的斗争矛头指向谭延闿及原督军汤芗铭的师长赵恒惕和湖南善后督办中将主任梅植根,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口号。负责这桩大事的正谊社领导人之一的廖湘云把贺龙找来,说:“派你去执行一项任务,带手榴弹把谭延闿的住宅炸掉!另外派同志去刺杀赵恒惕和梅植根。”贺龙接受了任务。

回到住所坡子街福元旅馆后,立即着手准备。没想到,负责执行刺杀梅植根的革命党人,在青石街梅植根的住宅谋刺行动没成功,反而暴露了意图,引起督军府和长沙警察局的惊恐,他们派出大批军警满城搜捕,在福元旅馆贺龙住房的砖墙夹缝中搜出一支手枪和两枚炸弹。贺龙当场被捕,被捉进警备队的牢房。多次审讯,贺龙一口咬定自己是当过民军总指挥,当过营长,带过兵的人,到长沙来,又是被委任的督军府咨议,身上带支短枪两颗炸弹有什么了不起,用来防身自卫犯什么法?警察局因没有拿到什么证据,一时不敢把贺龙这位咨议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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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谊社得知后,设法营救贺龙。恰巧这时谭延闿、赵恒惕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发生了尖锐冲突。陈复初利用与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傅良佐的私人关系,到北京告发谭延闿。正谊社的革命党入分析到陈复初较之谭延阁更为反动,一旦掌了大权,湖南民众受害的程度一定比现在严重。因而改变策略,将“攻谭”变为“拉谭反陈”,派员与谭延闿交涉,提出党人可以与之合作,共同打击陈复初,同时提出限期释放贺龙。谭延闿本来未抓住贺龙什么真凭实据,见有这个机会,乐得见风转舵,便释放了贺龙。

1917年8月,段祺瑞主持的北京政府对谭延闿脚踏两只船左右逢源的态度很不满意,就以文人不能治军为由,下令撤掉谭延闿所任湖南督军的职务,任命段祺瑞的亲信、皖系大将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这引起了湖南一些人士的反对。中华革命党人聚集在湘军第二旅旅长、正谊社成员林修梅家中商议,决定阻止傅良佐督湘,采取刺杀手段,先将傅良佐准备派来湖南先行观察形势、交游社会上层人士和安排督府交接事宜的秘书长、副官长刺杀,以断其左右二臂,迫使傅良佐丧胆落魄而放弃督湘。这件谋刺重任又交付给了贺龙。要贺龙随袁世凯执政期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一起,趁熊夫人为傅良佐的秘书长和副官长设宴接风洗尘的时机,动手刺杀。贺龙接受了任务,多次暗藏武器,随时准备谋刺。但是,8月6日即受命主湘的傅良佐迟迟未来赴任,直到9月5日才来长沙,事先也未派秘书长及副官长先期来长沙,谋刺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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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在长沙呆了将近1年,接触了中华革命党在湖南的高层人士,也接触到湖南军政要员,特别是亲眼看到了军阀官僚政客们的明争暗斗,今日为友,明日为敌,翻云覆雨的行为,认清了他们的嘴脸,于是更加拥护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主张。而两次谋刺落空,也使贺龙对中华革命党采取的这种斗争方法是否正确,是否有效,产生了怀疑。

这时,北京政府总理段䄏瑞反对一些前议员提出的恢复国会建议,并宣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无效。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国会曾经是有中华革命党人参加的议事机关,后来袁世凯感到国会议员中不仅中华革命党人妨碍了他称皇帝的野心,还有一些议员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受他的指挥,国会成了阻碍他独断专权的机构,于是在他称帝时即明令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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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袁世凯已去世,民国已恢复,国会的恢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段祺瑞为了独揽大权,不仅不准恢复议会,反而悍然宣布约法无效,这就等于撕下了民主的遮羞布,公开与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人决裂,公然践踏中华民国的法统,为其用武力统一中国做出明显的强硬姿态。为此,8月25日至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大会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开展护法斗争,反对北京政府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湖南的革命党人也迅速响应孙中山和军政府的号召,决定由林修梅在湘南、张溶川在湘西起义,并命贺龙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