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的一天晚上，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上将卫立煌，找到自己的机要秘书、国军少校赵荣声聊天。
两个人闲聊了几句之后，卫立煌突然问了一个吓了赵荣声一大跳的问题：”我可以参加共产党吗？要办什么手续？“
卫立煌的这个问题是真心话？还是在试探？这个赵荣声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卫立煌想要和敢于问他这种关乎身家性命的问题呢？
赵荣声戎装像
燕大高材生加入革命
赵荣声出生于安徽安庆雷家墩，他的父亲赵纶士是清末民初当地著名的教育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过从甚密。但由于赵家号称“四代翰林”，家教甚严，因此赵荣声早年没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直到1935年，他考上了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法学系时，才开始系统性地了解马列主义，并且接触到中国共产党。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策划全面的侵华战争，华北形势危如累卵，但国民党反动当局仍然一意孤行，强调要“攘外必先安内”，无视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反而加大力度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
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爱国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赵荣声也不例外。他在学习之余，撰写了不少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的文章发表在《燕大周刊》上，很快就成了同学中小有名气的领袖人物。
1935年底，北平各大高校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赵荣声积极投身参加了运动，并且以自己的笔锋为运动的宣传工作写了许多文笔犀利的文章。他很快被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生社团联合会”吸收为成员，不久他就成为“社联”的书记。
1936年4月，赵荣声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随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并被选为燕大的学生会执行委员，任《燕大周刊》的总编辑。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面破产
1937年春，赵荣声在燕大认识了在文学院任教的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斯诺刚从陕北归来，他向爱国青年学生们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
从斯诺的口中，赵荣声和同学们第一次得知了陕北的真实情况，也了解到了红军和苏区。他们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和好奇心，于是便打算亲自去那里看一看，走一走，实地了解情况。
赵荣声于是约了10多个同学，声称要到西安旅行，拿着斯诺给他们画的一张简易的地图，从北平先到了西安，然后又折往陕北去。
当他们一行人终于到了延安后，他们的学长，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黄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且向他们介绍了苏区的简况。
随后女作家丁玲也赶来见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去自己的住处做客，丁玲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作为此次陕北之行的纪念品。
此外，大名鼎鼎的陈赓和成仿吾等人也先后来看望了他们。林伯渠还在延安的财政部接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红军和苏区的财政情况。
朱德总司令在向刚刚抵达延安不久的红军部队讲话
赵荣声他们这次延安之行的重头戏，自然是去拜访毛泽东，因为斯诺和他们说其毛泽东是大烟枪，所以他们特地专门给毛泽东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
他们来到了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和他们谈了很多关于抗战的问题。几天后，赵荣声他们还旁听了毛泽东作的关于“统一战线与抗战问题”的报告，对统一战线和当前的局势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也为赵荣声后来在统一战线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在随后的日子里，赵荣声他们观看了延安的话剧演出，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又见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收获满满。
他们临返程前，毛泽东同志对他们发表了演讲并做了重要指示，要求他们继续在北平发动爱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向广大国统区人民宣传我党我军的真实情况，清除国民党反动当局长期反共宣传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回到北平后，赵荣声积极地在校刊校报上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许多反映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的文章。甚至武汉的一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赵荣声写的延安见闻的小册子《活跃的肤施》。
这本小册子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许多知识青年就是因为读了这本小册子受到了影响，最终投身革命，走上了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
成卫立煌亲信秘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蓄意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爆发。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平津前线很快就岌岌可危，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在北平沦陷之前通知赵荣声和一批同志迅速转移。
赵荣声先是坐火车南下到了上海，随后想转道延安，可是他毕竟是学生，囊中羞涩，只得回安庆老家想办法。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与日军作战
在安庆，赵荣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开展抗日宣传。但好景不长，他的家乡安庆在日军的兵锋下很快沦陷，赵荣声不得不又辗转来到武汉寻找党组织。
到汉口后，赵荣声在报纸上看到曾经接待过自己的丁玲现在正领导一个西北战地服务团，离开陕北根据地奔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行慰问。见到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不已。
不久，赵荣声离开汉口，北上山西临汾，在那里他终于找到党组织，见到了时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处长的彭雪枫和丁玲。
在丁玲的介绍下，他当了随军服务团的记者，因为他长于报道战事，很快就担任了通讯组的组长。
1938年1月31日，正值新春佳节，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上将到八路军总部来给朱德总司令拜年，丁玲便通知赵荣声到总部去采访卫立煌。
卫立煌虽然也是安徽人，但因为他当年指挥围剿过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给苏区和当地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因此赵荣声对这位老乡相当反感，更谈不上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因此，虽然赵荣声对卫立煌拜年一事做了采访，但并没有对卫立煌作专访，只是把卫立煌的讲话记录交上去应付了事。
抗战时期的卫立煌
不久，由赵荣声执笔的《西线上的一个盛会》一文被《群众周刊》发表，卫立煌在读了这篇赵荣声应付的文章后，仍然对作者赵荣声产生了兴趣。
于是他就向和八路军有关系的第9军秘书刘毓珩询问赵荣声的情况。刘毓珩是安徽巢县人，与赵荣声是同乡，而且之前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救国会主席，后来也是奉党组织的命令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统战工作。
他和赵荣声比较熟悉，于是就向卫立煌介绍了赵荣声的情况。卫立煌听后，长叹一声：“为什么能干的青年都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你想法把他找来，到我的司令部来当秘书。”
于是，刘毓珩就写信邀赵荣声，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工作。
赵荣声在接到信后，出于对卫立煌的厌恶，就没有回复刘毓珩。刘毓珩左等右等不见赵荣声的回信，只能向上级报告此事。
于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亲自出面找赵荣声做工作。赵荣声向傅钟讲述了自己对国民党方面的厌恶，以及对卫立煌当年围剿苏区的不满。
傅钟没有简单地批评赵荣声。他先是肯定了赵荣声朴素的阶级斗争观念，但强调了统战工作是我党取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现在卫立煌对我党我军颇有好感，派出一名可靠而且能干的人到他身边去工作，是很重要的，能发挥常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中国军队在山西忻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赵荣声被说服了，于是在1938年2月14日，农历元宵节的那天，赵荣声悄悄地离开了服务团，到第二战区的霍县前敌总指挥部报到，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国军少校秘书。
卫立煌很看重赵荣声，经常把他叫去进行密谈，赵荣声深入浅出地向卫立煌灌输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卫立煌的思想逐步开始转变。
帮卫立煌给八路军“送礼”
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指挥部队在临汾以北的韩信岭阻击南下的日军蒙疆兵团。
双方激战10天，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和兵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卫立煌不得不向晋东南撤退，并且要求八路军掩护其撤退。
朱德随后派出部队顶住了追击的日军，接应了狼狈不堪的卫立煌。卫立煌由此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充满了好感，赵荣声趁机向卫立煌建议走比较安全的陕甘宁边区与主力会合，顺便还能参观一下延安。
卫立煌点头答应，同时要赵荣声为其拟一份准备在延安发表感谢八路军的讲话稿。
卫立煌在抗日前线指挥战斗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一行人进入陕甘宁边区，直奔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卫立煌一行。
卫立煌先是见到了负责边区保卫工作的滕代远和肖劲光，随后，他在他们的带领下拜会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双方相谈甚欢，并共同探讨了进一步合作抗日的事项。
中共中央设宴款待卫立煌及其下属，并且还让他在延安各处进行了参观。3天后，卫立煌才离开延安，回到战区总部。
在离开延安之前，卫立煌还去医院看望了被晋绥军误伤的115师师长林彪。因为卫立煌是因战役失败而仓促进入边区的，登门的时候自然是两手空空。
卫立煌很过意不去，在回程的路上对赵荣声谈到，他此次拜会中共高级领导人什么东西都没有送，为此心里很不安，因此想回去后做点补偿。
赵荣声乘机对他说：“中共领导人一向以简朴著称，礼送不送其实都无所谓，他们多次提到八路军急需补充弹药、药品和军服，总座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忙，比起送他们几千一万大洋管用多了。”
卫立煌听了后沉默不语，赵荣声又趁热打铁地补充说：“这次八路军掩护总座的战区前指撤退，避免了一场灾难。就从这点上说，哪怕别的东西不给，但是给人家补充一点弹药总是说得过去的”。
卫立煌点头称是。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上午，卫立煌就来下属的第14集团军总部的西安办事处。他以二战区副司令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写了份手谕：“即发18集团军（即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卫立煌将此手谕交给第14集团军兵站的负责人，并对他说：“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18集团军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然后他又询问还有多少罐头，猛烈再发给18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而且卫立煌又是二战区的主要负责人，顽固派不敢当面抗拒卫立煌的命令，但他们立即向武汉的军委会后勤部发电请示，同时采用拖延发送物资的方法糊弄卫立煌。
赵荣声得知后非常着急，他找借口偷偷到18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把情况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立即让他回去想办法盯紧这件事，必要时还可以让卫立煌出一次面对那些人施加压力，一定要把这批军火搞到手。
林伯渠
赵荣声于是找到当时也在14集团军卫立煌的外甥，请他出面对兵站负责人施加压力。卫立煌的外甥抬出卫立煌，话里话外地对兵站负责人进行威胁，甚至声称贻误军机，要军法从事。
这给兵站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加上汉口的军委会又一直没有回复，这使得兵站的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赵荣声又想办法让卫立煌打了个电话催问此事。在多重压力下，西安的兵站不得不将这批军火发给八路军。在军火发出后，汉口的军委会才回电称不同意发，但已经是徒唤奈何。
赵荣声在平日里和卫立煌的接触中，非常注意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工作对卫立煌进行改造。比如他经常谈中共方面的抗日主张，并用历史上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来鼓励卫立煌坚持进行抗日斗争。
赵荣声还用那些身败名裂的汉奸来影射国民党政府内的投降派和顽固派，使卫立煌对上司要其进行反共摩擦充满了反感。
时间一长，卫立煌觉得赵荣声是自己的忘年交，开始向赵荣声谈到一些很敏感的话题。
身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微妙
卫立煌“入党”遭刘少奇喊停
于是，有一天晚上，当赵荣声和卫立煌聊天，并向他推荐有关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时，卫立煌突然问赵荣声：“我可以参加共产党吗？要办什么手续？”
赵荣声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卫立煌就让他去延安找朱德问。最后赵荣声说：“要不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林伯渠吧？”
卫立煌于是特地拿了100元钱，让赵荣声去西安找林伯渠。林伯渠在得知后也非常吃惊。
他让赵荣声回去转告卫立煌，做一名真正的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主张的国民党员，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赵荣声回去后向卫立煌转述了林伯渠的话，卫立煌此后就没再向赵荣声提起入党的事情。
不久，赵荣声收到一封署名为“胡服”的信，约他去渑池县的八路军兵站处面谈。赵荣声应约到了渑池兵站后，见到了化名为“胡服”的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是在得知了卫立煌要入党的事情后，特地从延安赶来见赵荣声的。刘少奇就党的统战工作和赵荣声一直谈到深夜，并且谈到了卫立煌想入党的事。
他批评赵荣声说：“你的胆子不小，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嫡系之一，你挖墙脚挖到他那里。你知道不知道，他身边有很多特务和其他嫡系的人，如果暴露的话，国民党方面肯定要大做文章，不但你们有直接的人身危险，而且在宣传上党也会陷入被动。”
刘少奇最后指示：“你只要能在卫立煌身边呆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我会派人来找你们，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也不要到各地方找党组织。”
刘少奇同志
1938年底，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攻势进入顶峰，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势力开始抬头。二战区的工作团被国民党特务和顽固派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卫立煌只得解散工作团。
卫立煌之后被调到第一战区任司令长官同时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荣声跟随卫立煌来到了洛阳，并被任命为长官部机要室秘书。
卫立煌私下告诉赵荣声：“如果我长期带着你，会引起别人闲话。现在你到机要室工作，如果我有什么事情，会随时派人来找你，你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赵荣声将此事秘密报告了当时在洛阳的刘少奇，刘少奇指示他继续和卫立煌保持关系，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
1939年，赵荣声编纂了《卫将军》一书，把卫立煌抗战以来的事迹整理出版，为他出任河南省主席造势。这本书果然大获成功，卫立煌顺利地当上河南省主席。
此时由于抗战进行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诱降国民党，国民党内顽固派势力开始蠢蠢欲动。
卫立煌尽力约束自己的部队不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发生冲突。因此在他的辖区内，国共双方得以保持了一定的合作关系。
1940年6月，卫立煌再次面见朱德总司令，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卫立煌送给康克清一支手枪，并且给朱德警卫连发了全套的新鞋新衣。
朱德与卫立煌合影
1941年5月，由于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战役中惨败，蒋介石撤掉了卫立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并且解除了他的兵权，让他回大后方述职。
考虑到继续留在卫立煌身边可能对他不利，赵荣声于是请了长假，以回安庆老家探亲为名离开了军队。
1943年春节，赵荣声来到成都，拜望赋闲在家的卫立煌。卫立煌担心赵荣声会被监视的特务发现，便安排赵荣声住在城外，两人都在等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再度启用卫立煌，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开赴缅甸作战。
为了避嫌，卫立煌这次是孤身赴任，没有带自己人，为此他对赵荣声解释说远征军里都是陈诚的人，赵荣声去了不好，双方以后一起共事的日子还长，不着急这一朝一夕。
八路军战士在行军
赵荣声于是又重新回到南迁的燕京大学就读。在抗战胜利后，赵荣声又到重庆去拜会卫立煌，双方谈到了中国的未来形势。
赵荣声仔细地分析了国共双方的情况，指出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和民主，但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却要把内战强加给人民，他还指出卫立煌的前途必须和中国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千万不能陷入内战的泥潭。
卫立煌感谢赵荣声的建议，叮嘱他留在上海和南京一带，自己不久将有许多事要他做。他还让赵荣声继续研究当前的政治形势，多搜集信息和资料供自己参考。但后来因为阴错阳差，赵荣声和卫立煌就再也没有机会合作了。
之后，赵荣声按照卫立煌的叮嘱，在南京的一家报社就职，但因为他写了一些反对内战和抨击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追捕。
赵荣声不得不转移到大西北，到兰州找到了当年卫立煌的老部下郭寄峤，随后赵荣声在郭的安排下，在《西北日报》报社当了社长。
此后，他就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继续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和统战战线上。他还成了当时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的座上客，拥护张治中的和平活动。并且在西北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参考资料
《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
《忆少奇同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赵荣声:卫立煌身边的"红色间谍"》，《天津支部生活》201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