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58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编作品有《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1952年4月9日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郭沫若最早见到周恩来时在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当时只是听周恩来的演讲，但是并没有打招呼。1926年3月，郭沫若被邀请参加北伐，经过与周恩来的商谈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4月14日，郭沫若见到周恩来说：上海现在不行了，
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同志说：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在部队南下的途中经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面对国内恐怖的白色环境，经周恩来批准郭沫若东渡日本进行深刻的学习。
抗战爆发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打算让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政治部第三厅是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起初郭沫若坚决不同意，认为给国民党干活时意见耻辱的事情，震度郭沫若的想法，周恩来指出：“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并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以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很亲切随便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弟恩来”。而这次只有一句话的短信，则开头称同志”，落款写姓名。这一切都表明周恩来同志希望郭沫若不要任性，要从革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郭沫若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决定走马上任担任第三厅厅长。
郭沫若起草工作计划，送交周恩来审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三厅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7月，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压缩共产党的领导，郭沫若一气之下，打算辞职。
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和其他负责人研究工作时指出：“这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看着郭沫若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了委屈，比这大得多呢！”
“为了革命的利益”，周恩来同志的疾言厉色使郭沫若顿时清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和份量。十年后，郭沫若写道：“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已经不适合大规模的宣传，这时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
郭沫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对敌人的愤怒终于找到新的发泄口。《棠棣之花》打响了第一枪，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对共产党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一次沉重打击。
在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下，郭沫若的创作激情有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1942 年 1 月《屈原》、同年 2 月《虎符》、同年 6 月《高渐离》、同年 9 月《孔雀胆》、1943 年 4 月《南冠草》，他一口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 5 部历史题材的剧本。
《屈原》它通过对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昏庸无道的描写，有力地揭露了蒋家王朝的反动腐朽，暗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有光明的未来。
周恩来反复阅读剧本，他最欣赏的就是“雷电颂”，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周恩来把主要演员找来，他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正确表达郭者的思想感情。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果然，《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每当舞台上演到“雷电颂”时，台下的观众便爆发出狂涛似的掌声。
周恩来同志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