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从来没有一套书的出版，能像它一样艰难。国民政府的不允许，文化界论敌的阻扰，更为危险的是，它还要在日军残酷统治下的沦陷区完成。
但也从来没有一套书的出版，能像它这样重要且迫在眉睫，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作家，宋庆龄与蔡元培亲自发表声明说，出版他的作品是“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
最后，这套煌煌20卷600多万字的书籍，在战火纷飞的沦陷区，竟然只用四个月便完成了出版。
这不得不说是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尤其是它的环境如此之恶劣，时间如此之紧迫，但在编校质量上，却超过了同时代、乃至后来时代的任何一套书。
它的出版，可以说耗尽了半个文化圈，甚至倾举国之力。蔡元培、胡适、宋庆龄、陈布雷、邵力子、柳亚子、茅盾、周作人、许广平、郑振铎、唐弢等众多文坛、政界大佬，纷纷参与其中。
也正因如此，这一套书、这一版本成了文化史、出版史上的一个经典，以至于当时完成出版后，延安也收到了两套纪念本，纪念本全国只有200套，而毛得到的就是其中第五十八号。
这套书，就是于鲁迅去世后立即开始筹划出版的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鲁迅去世后，出版一套他的全集成了文化界同仁的共同心愿。
为此，鲁迅夫人许广平亲自写信给胡适，胡适毅然答应并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来总领这项重任，委员会的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宋庆龄。
蔡元培、宋庆龄在民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但《鲁迅全集》的出版仍然不为国民政府所肯定，因为鲁迅的文笔太犀利，文章太不合时宜，影响力太大，他的许多作品，还在国民政府的禁书名单之列。
同时，诸多与鲁迅为敌的文化人士还想从中阻挠，如曾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以及给胡适写信大骂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的著名作家苏雪林。
然而，诋毁的声音终抵不过众人的支持。除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外，被誉为“蒋介石文胆”的国民党高层政要陈布雷，时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邵力子都力挺鲁迅。邵力子说：“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最后，邵力子亲自通过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审批。
但面对如此重任，很多出版社都望而却步。胡适最先找到了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先生，然而，由于全面抗战的突然爆发及上海的沦陷，商务印书馆最终没有完成这项可以载入史册的重任。
但人们并没有放弃，那些遗留在上海的文化名人自己肩负起了这项任务，出版事宜仍由蔡元培等人组成的鲁迅纪念委员会总领，具体事务则由胡愈之先生参与创办的复社操作。
就这样，在上海沦陷区的夹缝中，由胡愈之、许广平、张宗麟、郑振铎、唐弢等一众名家操持的出版事务展开了。没有钱，复社成员自己捐献筹集；茅盾、巴金、邵力子、沈钧儒、陶行知都积极参与筹款；就连印刷的普通技术工人都自我掏力，奉献其中。
终于1938年夏，这套煌煌600余万字的20卷本《鲁迅全集》仅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便在上海面世。上海大佬杜月笙还亲掏腰包买了许多套，烫上“杜月笙赠”四个大字，分送给各大图书馆。
1938年版《鲁迅全集》从筹划到完成，汇聚人力之多，筹集物力之艰，都绝对是文化史及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套书的版本之所以值得永久收藏，往往取决于两点，一是其历史深度，二是书籍内容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作为1938年版第一套《鲁迅全集》，就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以至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际，在已经有了1958年新版《鲁迅全集》及多种单行本之后，周恩来仍旧选择了一套馆藏1938年版《鲁迅全集》，作为“国礼”送给尼克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动荡与辗转，这套《鲁迅全集》除了几本馆藏及个人收藏之外，已经几乎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