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6日深夜10点，北京军区空军运输团的机械师李连生，刚刚躺下，却被值班员急忙叫醒。
对方说道：上级命你火速赶到机库，执行任务，在李连生的概念里，这种深夜执行的飞行任务并不算多，正常情况下领导用机，都会提前通知，好提前检查、规划航线以及局部改装飞机。
得知命令后，李连生正起床穿衣服时，大队长又推门而入大声喊道：跑步！
李连生意识到大事不好，提着裤子就冲了出去，可谓是边跑边穿，真正到达机库的那一刻，乌泱泱的人群他预感到，肯定有大事发生！
人员到齐后，领导随即宣布：任务类型绝密，执飞机型为安二，严禁互相打听。
说罢便让李连生机组准备任务飞机，并再三要求，此次任务绝对确保安全。
安二飞机是一架运五农用飞机，主要用于植被喷洒，防火救灾，以及特定的货物运输。
在深夜紧急准备一架农用飞机，李连生不免疑虑丛生，但想归想，作为机械师的他，还是由里到外把飞机检查了几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绝对，但这架即将执行任务的安二本身，确是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检查完毕后，空军赶来的领导将其中的机组5人集合起来表示：我沉痛的告诉大家，此次任务是执行为周总理播撒骨灰。
任务只准留在心里，不准任何传播和记录。
话毕，终于得知任务原因的李连生当即愣在了原地，对于自己刚才已经检查数遍，自信万无一失的飞机，此刻他忽然没有了底气，巨大的任务下，他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哪里检查出现了纰漏。
1976年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可谓是在哀乐中走过的一年，当年1月8日9时57分，周总理与世长辞。
在全国人民民沉浸于巨大的悲伤之中时，邓颖超就总理的身后事，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而这三个要求，是十年前她和总理夫妻两个共同的约定。
1月的北京天寒地冻，骨灰如果撒在地面或者冰面，出于对总理的爱戴，上级担心百姓会去搜集骨灰留念。
经过讨论后最终决定，用飞机播撒。
另一边自从得知飞行任务后，经验丰富的李连生突然开始害怕，他害怕飞机出现故障，害怕自己操作出现问题，于是直到真正起飞的前一秒中，他恨不能还在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飞机。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位于首都人民文化宫内，周总理的吊唁仪式结束以后，邓颖超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双手捧起骨灰盒说道。
我手里捧着的是周恩来同志的骨灰，你们都回去吧，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邓颖超话音未落，现场哭声一片。
当天晚上，远在北京郊区通县的空军某机场内，李连生等人做好了一切准备，静静的等待总理骨灰的到来。
就在这举国悲痛的关键时候，上海文汇报突然发布了一篇文章写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论文。
字里行间，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尸骨未寒的总理。
1976年1月15号拂晓，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故人归。
当天当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之时，四人帮又开始出来作妖，他们制定了几条规章制度，首先不准群众戴黑纱，戴白花，更不准送画圈。
也不准自己私下祭奠，不准写文章悼念。
更加悲哀的是，他们还准备组织人到机场闹事，试图破坏播撒骨灰的行动。
紧急时刻除了李连生的通县机场外，北京的沙河机场、三里河机场以及南苑机场，都被迫同时准备了备用飞机，以求确保任务必须成功。
为了绝对保密，追悼会结束以后，总理的骨灰被转移到了大会堂地下通道，由其生前乘坐的苏制灰色吉姆车，直接开到了通县机场。
正常情况来说，周总理的骨灰肯定由庞大的车队护送，也不太可能从喷洒农药的飞机播撒，更加不可能如此仓促的在深夜执行。以至于为了转移反动派的注意力，邓颖超都没能上飞机，亲自送总理最后一程。
最终：由于四人帮在四处打听和极力破坏，为了不引人耳目，任务落在了李连生他们农用飞机的头上。
按照本来的设想，骨灰会由飞机上播撒农药的漏斗装入，然后由机翼下方喷出。
可李连生无法接受这样的方式，他急忙申请上级后，用10毫米厚的透明塑胶，快速为总理制作了一个播撒骨灰的简易装置。
当天深夜10点，周总理的骨灰被捧送着，上了李连生他们这架运五农用飞机，那夜天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运五飞机隆隆的飞向了夜空。
飞机沿着长城到了天津海河，又从渤海经山海关绕回，在北京上空，工作人员洒下了周总理的第一捧骨灰，这里是他鞠躬尽瘁的地方。
第二捧骨灰洒在了密云水库上方，这里是为了解决首都人民吃水问题，1958年总理亲自堪定修建的工程。
第三捧骨灰，则撒在了天津海河的入海口，在这里周总理和邓颖超，订下了一生的革命伴侣。
而最后一捧骨灰，则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至此，总理为之操劳一生后，又彻底融为了国家的山山水水。
此后的日子里追忆这段往事时，邓颖超同志曾这样写道：你不知道，当你告别人间的那一刻，我其实已经同你一起走了。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她的骨灰，被装进周总理曾用过的那只骨灰盒里，从飞机上，洒向了天津海河，那个她和总理最初相识的地方。
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最后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