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总理的印象中，江青就是一个多变的人，一会儿想起个这，一会儿又想起个那，总是一阵一阵的，让人不好琢磨。
因此，在能满足江青要求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从来不愿意与她产生争执。在他看来，这也是为毛主席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1971年，周恩来总理正在办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吴阶平打来的。在电话里，吴阶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一件事情。他说江青突然提出要输血。
听了吴阶平的话，周恩来总理问了吴阶平江青的身体状况，并问了他江青输血的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在得到吴阶平的专业回答后，周恩来总理又想了一下，这才同意了给江青输血的事情。
对此，吴阶平在后来回忆说：
“大概是1971年，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输血，问我有没有副作用。我说，人跟人不一样，有的输血有副作用，有的没有。
我心想：江青身体好好的，输什么血呢？万一有了副作用，她怪罪下来该怎么办呢？为了慎重起见，我打电话请示周总理。总理说，她要求输血就输吧，但是，要认真做好各种抢救准备工作，搞一套方案，做到有备无患。
江青这个人很奇怪，别人输血是躺着，她非要坐着输，一边看电影，一边输血。输了一半，她说不舒服，我们就把输血针头拔掉了。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输血的事。”
那时候，周恩来总理之所以同意给江青输血，一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江青因为这件事情去麻烦毛主席，和毛主席闹；二是因为他相信吴阶平的医学水平，只要吴阶平说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安全的。
1948年12月，为了提高国内的医疗水平，服务中国人民，吴阶平毅然谢绝了导师美国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挽留他在美国工作的一番好意，毅然选择了回国。
那时候，哈金斯铺开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指着一处，对吴阶平说：“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
然而，在听了哈金斯的话后，吴阶平最终没有动心，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后，吴阶平来到北京医学院，参加了工作。
工作期间，吴阶平以精湛的专业技能和可靠的政治素质，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认可，两人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信任。
一次，在谈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问吴阶平：“你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呢？”吴阶平说：“这种病很常见，许多人死于这种病。”
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又问：“你为什么能发现所谓不治之症的双侧肾结核患者，有的并不是双侧肾结核呢？”
吴阶平说：“诊断为双侧肾结核的病人中大部分确有足够证据说明两侧都有结核病，但是其中一小部分只是证明了一侧是肾结核病，另一侧肾也有病，但并无足够证据说明是结核病，一般诊断证据中有漏洞。所以我设计了不同于常规的诊断方法，查明了这种情况，这部分病人是可以挽救的。”
听了吴阶平的话，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
随后，周恩来总理又对吴阶平说：“要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我听你所讲的，其实已经在不自觉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了，而且能从病人实际需要出发，系统地发现前人认识中的不足之处，因而有所创造。这就很好，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威力。”
这次谈话，对吴阶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拓宽了医学研究的思路，使他深受教育。
后来，周恩来总理多次把国家的医疗卫生任务，交给了吴阶平。吴阶平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信任，他绝对不能辜负。因此，吴阶平每次都全力以赴，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总理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1968年后，吴阶平先后担任了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医疗小组组长。
1971年，江青突然向吴阶平提出了想要输血的要求。吴阶平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把这件事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便有了开头提到的周恩来总理接到的那个电话。
在输血后的第二天，江青又要求秘书杨银禄，将她输血的事情汇报给毛主席，并要求杨银禄将她以后还要输血的事情，也一并告知了毛主席。
听了杨银禄的汇报，毛主席向他询问了江青的身体状况。
后来，在得知江青在没有患病、不需要输血的情况下要求输血时，毛主席很不满意，立即叫秘书打电话给江青。
在电话里，秘书向江青转达了毛主席的话：“现在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还是食物治疗的好。鸡鸭鱼肉逢者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身体稍有不适，无须大惊小怪。身体的好坏，主要是靠内因起作用，同时，也靠锻炼。”
由于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输血的事情，也就没有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