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我如常醒来，耳畔隐约传来鸡的啼鸣。然而，在苏州园区的清晨，这怎可能是鸡鸣？我侧耳倾听，那声音渐渐清晰，原来是一种“咕咕”的鸟鸣，若不细辨，极易与鸡鸣混淆。这鸟鸣，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我回想起那些年与鸟相关的点点滴滴。
麻雀，宁海人称之为“毛将”。它们曾是天空中、树梢上、空地里的常客，成群结队，叽叽喳喳，为我们的生活添上了几分热闹。晒场上的谷子总是需要有人看守，以防这些小家伙们来偷吃。因此，麻雀在当时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我曾无数次幻想拥有一把气枪，将那些麻雀一一收入囊中。
而山麻雀，宁海方言中的“山毛将”，体型更为小巧，飞行时更为轻盈。它们的羽毛并非纯褐灰色，而是布满了花纹和色彩，平时难得一见。然而，在空置的粮库里，我们却意外地发现了它们的踪迹。放学后或假日里，我和一群小伙伴会偷偷溜进粮库，拿着长竹竿追逐那些惊慌失措的山麻雀。它们四处乱撞，总会一头撞上透明的玻璃窗。等它们飞累了，撞晕了，就是我们收获的时刻了。我们将捕获的鸟儿聚在一起，平均分配，每个人都能分到两三只。然而，这些落入我们手中的山麻雀往往命运多舛，有的被关进笼子，有的被线绑在腿上像放风筝一样放飞，还有的被藏在书包里闷死。现在回想起来，对当年的所作所为竟没有多少愧疚，或许是因为那是童年的乐趣吧。
燕子，宁海人也直接称之为燕子。记忆中的燕子有两种，一种是白下巴的，一种是红下巴的。小朋友们总认为红下巴的是好燕子，而白下巴的则是坏燕子。这种区分的根源或许与戏剧中的红脸白脸有关。大人们被潜移默化地影响，小孩们又无形间受了大人的影响。那个年代的爱憎总是如此简单和分明。燕子们喜欢在屋檐下筑窝。有一年，一对红下巴的燕子选中了我们家。我亲眼看着它们一口一口地衔泥筑巢，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这两只燕子在我们家生活了一季，孵出了一窝小燕子，忙碌地喂养它们。那段时间，奶奶总是要等燕子归巢之后才关门，它们仿佛成了我们的家人。入冬飞走时，我们还与它们道别，希望它们来年再回来。然而，它们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对燕子的另一段记忆则有些愧疚。
那时候的燕子喜欢一排一排地站在电线上，很像是五线谱上的一串串音符。一般情况下，人在地上活动，燕在空中发呆，不会有人去打扰它们。有一天，我缠着邻居用气枪给我打一只燕子下来。邻居照做了，一枪过后，一只燕子像木头一样从电线上栽了下来。电线上的其它燕子竟没有一只飞走的。然后，他又抬手一枪打了一只下来，说燕子都是成双成对的，一只死了，另一只也活不成了。我怔怔地捧着两只燕子，看燕子耷拉着脑袋，快要闭合的小眼睛里泛出哀戚而绝望的光，我的心里泛起难言的情绪。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情绪叫懊悔与内疚。
猫头鹰，宁海方言中的“祝魂头”。我从未见过它的真容，甚至无法分辨它的叫声。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鸟类，在当时的我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大人们说，听到猫头鹰叫，就预示着村里要有一个人过世。于是，猫头鹰成了我们心中最阴森恐怖、最狰狞的形象。即便从未见过它，每当夜晚大人说猫头鹰又叫了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被子蒙头藏起来。现在想来，人性中的恐惧往往源于未知。
乌鸦，宁海方言中的“老乌头”。这也是一种不讨喜的鸟类，但相较于猫头鹰，它的形象要好得多。我们很少见到它，偶尔远远一见，只见它体型与鸽子相仿，全身漆黑，只闻其“呱呱”的叫声。大人们说，听到乌鸦的叫声，会预示着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因此，每当听到乌鸦叫时，我们都会习惯性地说一句“拍的兴笑”。关于“拍的兴笑”，那得另写一个故事了，得参考宁海民间故事。这就好似一个咒语，可以对抗将要发生的坏事。
翠鸟，这是一种难得一见的鸟类。我仅见过它一次，在夕阳的余晖下，芦苇丛中，它身披翠绿的羽衣，快速掠过，轻快舞动，留给我惊鸿一瞥的惊艳。这种美，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布谷鸟和“飞啼红”也是我童年时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鸟类。每当听到“布谷、布谷”的叫声时，奶奶总会说布谷鸟在提醒我们要播种了。而“飞啼红”则因其独特的叫声而得名。我至今都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但我喜欢它的叫声，因为它预示着晴天的到来。它从高高的天空中飞过，叫声嘹亮而悠扬。泰戈尔在《流萤集》中写道：“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我心中的“飞啼红”正是如此。
此外，还有白鸽、长脚鹭、喜鹊……以及许多我分不清、叫不出名的鸟儿。它们虽然没有像麻雀、燕子那样与我的童年有着深厚的纠葛，但都是那些年与鸟相关的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我写完这些文字，天已大亮，车声轰鸣中，“咕咕”的鸟鸣声已不可闻。但我还沉浸于童年的回忆中，仿佛还置身于故乡的那个宁静小镇，那幢静默的小楼里，我的耳畔似乎仍能听到那悦耳的鸟鸣声。
乡土宁海公益平台
投稿微信：18969872107
□ 文字：茶道
□ 图片：网络写意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
□ 宁波南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