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部非洲广大地区长期未有文字，其他地区(除北非外)的文字传统也相对较为薄弱，资料缺失直接造成非洲史研究的诸多困难。
虽然研究者不断探索利用考古资料、口述资料、语言资料、人类学资料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成果，但由于这些资料本身也不充分或存在缺陷，非洲史研究的资料问题可以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虽然非洲自身没有或少有文字记录，但外部世界关于非洲的文字记录却较为丰富。
特别是在19世纪前后的百余年间，欧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在非洲扩展，欧洲人关于非洲的知识迅速积累和扩充，出现了大量文字记录。
在这一时期，在非洲最为活跃的当属英国人，他们的记录相应也最为丰富。
对外部世界关于非洲的文字记录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并将其运用于非洲史研究，是一个值得开拓的领域。
本文以非洲经济史为切入点，拟对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资料进行评述。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奴隶贸易逐渐式微，而以非洲野生采集产品和农产品为主要贸易对象的
“合法贸易
”逐渐兴起。
为扩展“合法贸易”和找寻新经济机会，欧洲国家的工商业界和政府都意识到要对非洲有更多的了解，内陆探险应运而生，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传教活动的扩展，商人、猎人、旅行家、自然博物学者等也开始不断地深入非洲活动，他们留下了多种多样的关于非洲的记录。
按记录者的基本身份，大体可以把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分成探险家记录、传教士记录、商人记录、殖民军人和官员记录等几类。
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一拨又一拨的人被派往非洲，在尼日尔河流域、尼罗河-大湖地区、赞比西河流域以及南部非洲广大内陆展开探查工作。
在尼日尔河河道及沿河情况探查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是蒙戈·帕克、休·克拉伯顿、兰德尔兄弟等人。
帕克留下了《1795、1796、1797年在非洲内陆地区的旅行》和《1805年非洲内陆行记》两部记录；克拉伯顿和兰德尔兄弟的探险活动前后相继，且有重合之处，他们留下了《在中北非的旅行和发现》、《第二次非洲内陆探险记》、《尼日尔河河道及其终点探查记》等记录。
在尼罗河源头和大湖地区探查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是约翰·斯皮克、萨缪尔·贝克、理查德·伯顿、詹姆斯·格兰特以及大卫·利文斯顿和亨利·斯坦利。
在约2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将足迹印在了包括东非沿海、东非内陆高原、东北非内陆、大湖地区、尼罗河上游在内的广大地区，留下了丰富的记录。
斯皮克有《尼罗河源头发现记》，贝克有《阿尔伯特湖：尼罗河大盆地和尼罗河源头探查》，伯顿有《中部非洲的湖区》，格兰特有《徒步穿越非洲》，利文斯顿和斯坦利则分别在《在中部非洲的最后记录》和《穿越黑暗大陆》中记录了与尼罗河源头、大湖地区相关的内容。
在赞比西河探查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是利文斯顿。
他于1853—1856年间做横穿非洲大陆的探险，见识了奴隶贸易在这一地区造成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可以开发利用赞比西河流域的土地资源，引领发展新的经济，以取代奴隶贸易。
1858—1864年间，利文斯顿再次对赞比西河中下游及支流地区进行了探查，希望能找到可供集中开发的资源并勘察通航的可行性。
关于赞比西河探查的情况，一部分内容包含在利文斯顿的《在南部非洲的传教、旅行与研究》一书中，另一部分则通过《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查记》呈现。
在尼日尔河、尼罗河-大和赞比西河这三个主攻对象之外，还有在尼日尔河区所在的更广大的中西部非洲内陆、尼罗河和刚果河分水岭所在的中东部非洲、赤道地区、南部非洲以及纳米比-卡拉哈里所在的西南非洲等区域的探查。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南部非洲的探查，主要人物包括约翰·巴罗、威廉·伯切尔、乔治·汤普森等。
巴罗、伯切尔和汤普森三人分别著有《走进南部非洲内陆》、《在南部非洲内陆的旅行》和《在南部非洲的旅行和冒险》。
前两本书记述了作者当时所见的开普殖民地的情况，特别是对布尔人、有色人、霍屯督人、布须曼人、茨瓦纳人多有记录和论述；较晚的汤普森比前两人向北走得更远，他进一步深入记录和分析了巴罗和伯切尔所涉及的方面，对一些对象和主题进行了更全面、更完善的描述，此外，他还描写了19世纪20年代初到达南非的一批早期英国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进入19世纪后，基督教开始在非洲大范围传播。
相对而言，在南部非洲和西非几内亚湾沿海地区的传教所取得的成果较为显著。
在南部非洲的传教士中，知名的有罗伯特·莫法特、威廉·肖、利文斯顿、约翰·马肯兹以及后来进一步往北在恩德贝莱人中传教的大卫·卡内基、威廉·艾略特等人，他们都以不同方式留下了自己在非洲相关地区传教和生活的记录。
莫法特在有色人、茨瓦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中传教，前后约半个世纪，他自己撰写了《在南部非洲的传教与见闻》一书，另外，其不同时期的信件和日志则由后人整理为《在库鲁曼的锻炼：罗伯特·莫法特和玛丽·莫法特1820—1828年日志信件集》和《罗伯特·莫法特马塔贝莱日志集》两书；威廉·肖先是在东开普的英国移民中负责教务，后在科萨人中传教，他留下了《我在东南非传教的经历》一书。
利文斯顿早期作为传教士主要在茨瓦纳人地区传教，相关情况反映在他的《在南部非洲的传教、旅行与研究》一书中；约翰·马肯兹主要在茨瓦纳人的地区传教，并在开普殖民地以及奥兰治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旅行，他留下了《奥兰治河以北的十年：在南非土著族群中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在马塔贝莱兰传教的人中，大卫·卡内基留下了《在恩德贝莱人中的十年》，威廉·艾略特则有《石英中黄金》。
在西非几内亚湾沿海地区，塞拉利昂、尼日尔河河口和黄金海岸是英国人传教扩展的主要地区。
由于气候等原因，在这里的传教士发生疾病或死亡的概率较高，而这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他们留下的记录比较少，一些留下的记录也往往是由他人整理的回忆录和书信集之类。
在塞拉利昂工作的威廉·约翰逊有一部由他人整理的回忆录。
在约鲁巴人地区传教的大卫·辛德勒和安纳·辛德勒是一对夫妇，其中安娜的日记和信件后来被整理为一部回忆录，题为《在约鲁巴地区十七年》。
在黄金海岸旅行和传教的弗里曼神父有一部题为《西非传教录：弗里曼阿散蒂之行》的书；而另一位在黄金海岸工作的丹尼尔·韦斯特则有一部由他人辑录的信件集。
进入19世纪后，西非沿海因承继奴隶贸易的余声而仍是英国商人活跃的热土，但“合法贸易”的推进需要开拓更多的原料来源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因此英国商人的足迹也持续地在非洲各个地方延伸。
在西非，英国商人在沿海的立足点主要是尼日尔河河口地区、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在内陆则主要是尼日尔河中下游一带和阿散蒂。
以尼日尔河为例，在兰德尔兄弟最终完成总体的探查后，苏格兰商人麦克格雷格·莱尔德即定计要开拓利用尼日尔河流域的商业机会。
他装备船只溯航至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交汇处，但这次行动因气候和疾病的原因而损失惨重。
在莱尔德努力下，英国政府做出了每年派船沿河行商的安排，一些商站得以建立，尼日尔河内陆地区逐渐被英国商人打开。
莱尔德本人及其合作者留下了两卷本的《循尼日尔河进入非洲内陆记》。
在东非，英国商人进入相对较晚，并且一度只是在以桑给巴尔为主的地方依托阿拉伯商人等从事代理或集散性质的业务。
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商人才逐渐把目光投向东非，其中一大动作是于1888年成立英帝国东非公司。
1891年，一位名叫威廉·菲茨杰拉德的专业人士受英帝国东非公司委派对东非沿海地区进行调查，特别关注当地农业发展状况和潜力，后来菲茨杰拉德留下了一部题为《在英属东非海岸、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的旅行：该地区的农业资源和一般特征》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