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法罕的城市建设
历史回顾：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伊斯法罕城镇面临着毁城的危机——塞尔柱王朝的建造者并不依赖石膏或彩色瓷砖呈现其建筑效果，而是利用烧制过的砖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这种材料耐高温且不易褪色，这也是不少波斯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备的原因之一。
波斯建筑还热衷于展现五彩斑斓的风格，这从他们在伊斯法罕建造的杰作——礼拜五清真寺（Masjid-i-Jami）和该城以及其他城市屹立的众多宣礼塔可以体现出来。因此，在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技术不够发达的年代，塞尔柱王朝的建筑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耐用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伊斯法罕这座城市既有波斯古城的历史底蕴，也深受伊斯兰文明的熏陶。尽管塞尔柱帝国是塞尔柱突厥人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但是它仍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统治的框架之下，并深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
因此首都伊斯法罕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建筑文化，融合了古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特色，造就了该城的历史沧桑感和神秘感，也展现出伊斯法罕多元特色的历史内涵。同时，伊斯法罕在塞尔柱帝国的统治之下达到巅峰时期后，被民众赋予“伊斯法罕半天下”的美誉。
在波斯语中，“伊斯法罕半天下”拉丁化发音为“Isfahan nesf-e-jahan”，其中，“nesf”释义为“一半”，反映了伊斯法罕这座城市的崇高地位，也能体现出当时伊朗人民对这座城市所表现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然而，塞尔柱帝国统治的后期，伊斯法罕逐渐被边缘化。首先，相较于伊斯法罕，统治者更青睐于在伊斯法罕周边城市设置避暑胜地。
波斯史学家查希尔·阿丁·尼斯普里（Zahir al-Din Nisapuri）在著作中统计了帝国末期统治者建立的几座城市花园——朱巴拉（Jubara）以东的艾哈迈德·锡亚（Ahmad-Siyah）、塔巴拉克（Tabarak）南部的卡兰（Karan）、扎因代河（Zayanda-rud）南部的法拉山（Falasan）。兴建的城市花园或避暑胜地使得统治者频繁离开首都，转移其政治重心，导致伊斯法罕在帝国政治棋盘上逐渐边缘化。
1120年左右，伊斯法罕的首都地位最终转移到哈马丹（Hamadan）。13世纪蒙古人入侵伊朗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伊斯法罕来说是一场浩劫。伊朗高原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先后经历了伊尔汗国时期（1256-1335年）和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这两个帝国对伊斯法罕先后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和残酷的剥削，给这座古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正如世人在评价蒙古人对伊朗的影响时所说的：“他们来了，他们杀人，他们放火，他们抢劫，他们离开了。”而这则评价也适用于蒙古人对伊斯法罕这座城市所作出的行动，尽管不免存在过于夸张的部分，但是对伊斯法罕造成的破坏和动荡确实是巨大的。
来自蒙古的威胁
伊斯法罕在蒙古人统治之下遭受到了屠城的威胁。蒙古人旭烈兀建立伊尔汗王朝后残酷的残杀了伊斯法罕人，同时剥削了在此定居的人民，榨取人民的税收，破坏当地的农业建设。帖木儿帝国时期，伊斯法罕也没有逃脱悲惨的宿命，不仅陷入帝国统治者帖木儿的暴政统治之中，还在帖木儿第四个儿子沙哈鲁（Sahruh）统治时期深陷屠城的危险境遇。
虽然伊斯法罕的衰落不能全部归咎于蒙古人，但能够明确的是伊斯法罕的悲惨境遇在蒙古人入侵后变得更加糟糕。这一时期，伊斯法罕受到的破坏远不止于此。14世纪，伊斯法罕还经历了瘟疫的侵袭，这也是致使伊斯法罕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现存的资料显示，14世纪的瘟疫导致了约30%的波斯人受害。
瘟疫造成的后果
以伊斯法罕为例，1407年的瘟疫便已造成了约20000人的死亡。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伊斯法罕既面临着自然灾害也面临着人为灾难，这对伊斯法罕的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阻力，也加速了这座城市衰败的进程。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蒙古人对该城的屠杀加速了人口的流失。同时，伊斯法罕在此背景下并未担任起首都的角色（尽管帖木儿帝国时期曾有两位统治者企图将伊斯法罕再次设立为首都，但最终失败），而统治者又将资源转移到当时的首都地区，这对伊斯法罕来说可谓是既丧失了政治地位和特权，又流失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引起了大批量人口的流动。
由此可知，当一座城市丧失真正的统治实权后，其在国家中的地位和能够获取的资源也会受到波及和影响，伊斯法罕就是一个典证。
瘟疫不仅破坏了伊斯法罕人口的平衡，也阻碍了伊斯法罕农业的发展。14世纪上半叶，波斯地区的农业生产因瘟疫的影响遭受了大面积的破坏，伊斯法罕因其自身环境影响较周边城市来说农业产量要多得多，但总体上较其自身农业发展水平来说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虽然伊斯法罕在蒙古人统治之下频繁地遭受战争和掠夺，也未得到统治者过多的重视，但这座城市最终还是从毁城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并重新焕发生机。伊斯法罕城市本身的“韧性”和“生命力”主要来源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基础雄厚的经济活动。13-14世纪蒙古人的屠城行动对伊斯法罕的人口和农业无疑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但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稳定了农业的产量。
伊斯法罕是伊朗高原上罕见的沙漠和河流相结合的城市，虽然有沙漠地带，但是靠近河流，其农业生产所需的水源主要来自扎因代河以及穿过伊斯法罕的运河网络。因此，伊斯法罕既不用像其他沙漠城市一样依赖坎儿井（Qanat）之类的建设性工程，也不用担心受工程建设影响而缺乏水资源的现象出现，从而也保证了遭受屠城之战后伊斯法罕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其次，遭受屠城后的城市人口必定会减少，但是能够挽救伊斯法罕城从战争的废墟中再次重建的原因之一是当地农民有足够的流动性来填补城市人口的真空现象，以促进伊斯法罕城的生产恢复。在工业化前的伊斯法罕城，农村人口远远超过城市人口，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规定除非因债务问题，否则人们不用被束缚在土地上。
因此，在帖木儿帝国无情的蹂躏下，伊斯法罕处处都是残垣断壁，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频繁流动又将新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带到了城市，推动了伊斯法罕城的重建。最后，商业活动的存在对伊斯法罕的地位具有长期有效的影响，并刺激被破坏后工程的恢复。
经济学家奥宾（Aubin）曾提出一个观点：“大都市的发展取决于有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而不论是欧洲城市还是伊斯兰城市，城市的经济功能总是最重要的发展因素”。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伊斯法罕在经济领域依然活跃。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重心逐渐向北转移到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另外伊斯法罕与波斯湾贸易量减少，伊斯法罕不得不在此背景下调整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与周边城市雷伊（Rayy）、卡尚（Kashan）、设拉子（Shiraz）以及波斯湾的商业中心坎甘郡（Siraf）形成城市联盟，建立了商贸圈。
同时，利用克尔曼省到塞姆南省的公路，开拓连接伊斯法罕城东部与伊朗高原、呼罗珊地区以及伊拉克的贸易路线。另外，伊斯法罕继续发展巴扎集市文化，结合萨珊王朝时期犹太人组织起来的信贷文化，推动伊斯法罕对内对外的交易活动。
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建立，王朝共经历三次迁都，从靠近边疆的阿尔达比勒到大不里士，再迁至西北角的加兹温，最终阿巴斯大帝将都城迁至伊朗高原的中心地带——伊斯法罕，这标志着伊朗高原腹地取代了阿塞拜疆成为萨法维王朝的政治重心，伊斯法罕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阿巴斯大帝定都伊斯法罕之前，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对伊斯法罕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初，缔造者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定都大不里士，但他经常到访伊斯法罕处理王朝政务，将之视为重要的行政中心，并将其作为与世界沟通的窗口。1504-1505年的冬天，伊斯玛仪一世在伊斯法罕度过，在此期间，他在伊斯法罕设宴隆重地接见了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大使馆人员。
总的来说，伊斯玛仪一世继任者塔赫马斯普一世（ShahTahmasp，1524-1576年在位）在执政后期迁都加兹温，尽管未将首都设置在伊斯法罕，但丝毫没有削弱对伊斯法罕城的热爱和重视。